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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尼?奥沙利文凭借其惊人的资质和天赋成为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斯诺克台球手，他在这项运动当中的声望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然而他在生活中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混合体，一个瘾君子，不断跌入低潮，他自我憎恨，酗酒，抑郁，感觉失败和沮丧。 
 奥沙利文10岁时就被认为是斯诺克台球运动的绝世天才，当时便打破了一杆清台的世界纪录，即使在父母入狱无人照看的情况下，他仍然不断地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纪录。 
 他富有，却总是无法摆脱自己的心魔。他屡次从无与伦比的高处跌入地狱，却又能一次次爬起。奥沙利文坦率地讲述了一个运动富豪是如何从拥有一切又几乎失去一切的故事，读之令人感动、鼓舞。他极其诚实地叙述了是什么成就或是毁掉天才。 
 这就是罗尼?奥沙利文的故事。

第一章 成长 

 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丹尼、迪基和米基?奥沙利文三兄弟，因为他们就是打不垮的奥沙利文。他们都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都曾闻名遐迩。米基是我的祖父。我小时候常常和迪基一起去打斯诺克。他身材瘦小，体重轻。我当时只有十岁，和父亲以及迪基一起去当地的斯诺克俱乐部打球。晚上七点钟之后，凡是想进俱乐部的人都得穿衬衣，可迪基身上只有一件T恤衫。父亲对我说：“给他一件衬衫，让他继续打下去。”我挑了件我的衬衣给他，结果穿在他身上仍然显得特别大。我从来没有见过丹尼，因为他六十岁左右就去世了。他曾是英国和欧洲的双料冠军。三位打不垮的奥沙利文。他们钱倒是没有挣到多少，却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这些人钦佩他们的成就，因为打不垮的奥沙利文兄弟非常看重他们从事的体育项目。他们不是恶棍，只是出色的拳击手。 

 我和迪基一直关系非常密切，我最了解的人也就是他。这些年来，我听说了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常常有人不把他当回事，认为他只是一个瘦骨嶙峋的老汉，结果他怒气冲冲地走上场，将他们一一打倒在地。 

 拳击是我们家的传统。打不垮的奥沙利文兄弟将自己的技艺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我父亲所有的兄弟都能挥拳出击。他们也曾试着教我，想把我培养成拳坛高手，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拳击运动。我痛恨它。我只有在被人逼到万般无奈的地步时才会出手。 

 和米基一样，我父亲也是在伦敦东北部的哈克尼长大的。我母亲玛丽亚和我父亲结婚时，两个人都没有钱。我母亲家在伯明翰凯利一家冰淇淋店，一度曾经拥有25辆运送冰淇淋的小货车，他们甚至会自己动手制造过这种小货车。他们发现自己所买的卡车并不适合运送冰淇淋，也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们便从零开始，动手制造自己的运货车。如果你去那里，一定会见到一个巨大的车库，看到里面停满了运送冰淇淋的卡车。 

 母亲16岁时，她父母认为该给她找个对象了。她甚至还见了那个人。他从西西里赶了过来，而我母亲还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父母只是让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她从楼上走下来，进了客厅，看到希望成为她丈夫的人就坐在那里。他很有钱，开了两家旅馆，但他显然不适合母亲。她说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去西西里，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像意大利人那样过一辈子。意大利天主教家庭有自己严格的家规，“你不能跟这个人出去，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那个。”她一想到有人替她包办婚姻就受不了，于是她选择了离家出走。她爱她的家人，但她也知道自己必须离开那个家。 

 她最后成了布特林连锁旅馆里的一名女服务员。我的父亲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与一位救生员谈恋爱。我父亲当时一直在度假营地当厨师，正准备回伦敦，但他自以为是地认为她已经疯狂地爱上了他。他在母亲住处的门下留了张纸条，说他第二天要走，并要她给他打电话。母亲一直想去伦敦，因此觉得自己应该利用他的这次机会。她给他打了个电话，然后便带着她的一位女友一起来到了他的住处。她们在父亲的住处待了一会儿，不过母亲的女友很快就从我父亲的态度中看出自己待在那里很尴尬。他想和母亲单独待在一起。不一会儿，母亲的女友便走了，但对父亲来说，不幸的是母亲也随她一同而去。她干完了那个季节在继亓肿詈蠹父鲂瞧诘幕睿缓蟊憷吹搅寺锥亍Ｈ瞧诤螅臀腋盖捉岢闪朔蚱蓿笔笔咚辏怂辍５彼怯辛说谝桓龊⒆樱簿褪俏沂牵堑哪炅浞直鹗嵌旰投凰辍?

 由于结婚的时候没有钱，他们便回到了伯明翰，并在那里生下了我。那里的消费水平要低一些，而且母亲可以离自己的家人近一些。毫不奇怪，母亲的家人起初很难接受我父亲（不过，他们现在很爱他）。我父母申请能得到伦敦的一套住房，结果当达尔斯顿刚有一套公寓空出，他们便立即往南到了伦敦。他们靠在停车场给人清洗汽车勉强度日：他负责清洗车身，她负责清洁车内。那地方在索霍区瓦尔多街的后面，是一个露天停车场。他们俩和我爷爷一起在那里干活，因为我爷爷管理着那个停车场。
我们后来搬到了南伊尔福德镇埃顿路105号。那是排屋中的一座，对面是个占地面积巨大的学校，名叫“洛克斯园”。这房子在我们买下来之前属于我父亲的父亲。房子非常不错：厨房和前厅之间的墙被敲掉了，两者连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房间，我的小卧室在楼上。我父母那时已经开始挣到一些钱了。顺便说一句，他们整天都在干活，两个人都在同时打两份工。我父亲已经开始在一些性工具店干活。他常常会经历一些警方给他带来的不快，但我今天对他的那些经历只会一笑了之，因为与他后来的遭遇相比，当初那些不快的经历根本算不了什么。母亲在一家餐馆当服务员。他俩大约凌晨一点钟才下班，所以两个人总是一起回家。 

　　我最早的记忆是那些五花八门的过来照顾我的人。我只要一放学，她们就会把我带到她们的男朋友家，我便会坐在那里玩玩具。在我七八岁之前那么多年里，我很少见到我父母，因为他们在一刻不停地工作、工作。 

　　我上小学时常常待在里士满路拐角处的一户人家。这一家的父母照料着我，而这一家的三个孩子——格雷格、米歇尔和丽莎——就像我的哥哥和姐姐。我一直羡慕那些有哥哥姐姐的小伙伴，他们在学校里好像更有人缘，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哥哥姐姐来认识其他人。结果，格雷格成了我的哥哥。他比我大几岁，是学校里游泳最快，也长得最帅的男生。他的女朋友多得数不清，和他一起走路回家，和他交朋友真是件令人开心的事。 

　　在他家可以吃到冰淇淋和夹心蛋糕，因此我非常喜欢待在他们家。可我也想念我的父母。母亲有时回家会比较早，或者会回家取什么东西。丽莎这时便会带我去看她，而我便会开始大喊大嚷。“妈妈，我不要你去上班。”我会哭着说，“我只想和你在一起。”我会看着她，心中暗想，她那么漂亮，我不想让她走。 

　　“我得走了，我得走了，你会没事的，”她会说，“我会去看你的。” 

　　这一场面总是要让我发疯。我恨透了。我们从来没有聊过他们离开时我的感受。我很想和母亲聊一聊，可我们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个话题。她的人生哲学一直都是谈论现在，谈论向前走。我们家的人都觉得没有必要回忆往事。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去关心让心灵创伤愈合的过程，但我却认为，像所有家庭一样，我们有许多的东西要谈。 

　　尤其是父亲入狱之后，在这十二年当中，一切的一切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等他出狱时，周围的一切将会与他记忆中截然不同。我至今还没有真正坐下来，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聊过这些。
我七岁时，家里多了个妹妹丹尼尔。母亲不再出去上班，父亲也开始在晚上七八点钟到家，我们开始重新变成一个家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会做任何事情来让我父亲高兴。父亲刚刚在贝尔威克街开了第一家商店，我去帮他布置店铺——所有那些杂志和小玩意儿。有时候，他会把我留在停车场，让我和爷爷待在一起，而他自己则独自去工作。我常常在父亲走后清洗他的XR2Ⅰ车。我记得我会花六七个小时为他洗车，等我洗完后，车总是油光锃亮。我希望父亲能为我感到骄傲，希望他能开车带我们回家，希望他能看着车，心中想，这活干得真漂亮，而我则比他还尤为感到高兴。我想我期待他能发现我在那上面花了多少小时，可他从来没有察觉到过。他从来没有称赞过我一句，总是把我从幻象中带到现实中来。 

 他一有了自己的店，就开始发迹起来。不知不觉中，他就有了五六家商店。他很讲信用，总是提前几星期支付房租。虽然开一家性用品商店没有什么违法的地方，但警方似乎总是怀疑你出售的东西是否合法。他们有时候会突然闯进来，对你搞突然袭击，没收你所有的商品，然后你必须去法院据理力争，将东西要回来。如果你打赢了官司，说服了法官或者陪审团，让他们相信你所出售的都是不伤风化的东西，他们会把你的东西全部还给你。如果你输了官司，你就会进监狱，最轻的惩罚也是损失所有的货物，重新开始。 

 一天，父亲坐在家中等待法院的判决结果。他违反了淫秽出版物法，但一直坚持自己清白无辜。这个案子对他是一次重大的考验。初级和高级律师在代他出庭，而父亲却没有到庭，因为他坚信自己清白无辜。电话铃响时，他让我去接电话，问他的律师结果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结果是好消息。 

 父亲把他全家都拉进了他这一行：他开了店铺，交给他的兄弟们去经营，而他的父亲则管理账目。不过，大家后来还是决定结束这种合伙经营的形式，结果父亲又开始单干了起来。我们这时已经从埃顿路搬到了德莱夫——不仅环境更好，而且房子也更大。我们在那里住了好几年，父亲彻底更换了屋里的一切。他消灭了房子里的蛀虫，将房子扩建了一大块。他一定花了很大一笔钱——那简直就像座小宫殿。我非常喜欢那房子，但没过多久它就够不上我们的档次了，我们便又搬了家。父亲在这方面总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着想。 

 我从此很少见到父亲家的亲戚，但我一直和他母亲——也就是我奶奶——很亲。我爱奶奶伊扎。她现在仍然来看我打比赛。我以前常常在哈克尼和她一起过暑假，并且和我堂兄迈克尔一起在查兹沃斯路打上一整天的斯诺克。迈克尔后来也成了职业斯诺克球手，但他从来没有在任何锦标赛中赢得过冠军。迈克尔的球打得不错，人也非常好，但我想他最后终于意识到自己将永远成不了冠军，于是他成了科尔切斯特市附近威特汉姆一家斯诺克俱乐部的经理。
我也很少见到母亲家的亲戚。工作占去了我的业余时间。母亲的兄弟们仍然在开着运送冰淇淋的货车。我外祖父已经退休，每年有六个月待在西西里。他们都非常可亲，也都为我感到骄傲。我小时候唯一去度假的地方就是西西里。在那里的每一天都像是家庭团聚：我们会去不同的人家，吃意大利面食。我们会看着外祖父采摘葡萄，自己酿造葡萄酒。他有时候会带我们到山上，看他种植的柠檬树。那真是美好的时光。 

 母亲家的人都比较高傲，母亲自己也不例外。她像老虎一样强硬，虽然表面上话语不多，内心深处却是从来不服输。她会坚持到最后，决不放弃。她有着西西里人古老的心态：如果没有工作，她可以靠洗碗刷厕所来维持生计。我们住在达尔斯顿的排屋里时，母亲曾在她父母来访前擦洗电梯，因为电梯里有尿臊味。她不愿意让她的家人认为她住在有尿臊味的地方。她也从来不愿意让她父母认为她降低身份，嫁错了人。父亲说她就像《歌剧名伶》中的妻子。 

我七岁的时候，开始在彼德叔叔家六英尺长、三英尺宽的台球桌上打斯诺克。父亲看到我迷上这项运动时便说：“好吧，今年给你的圣诞礼物就是一张斯诺克球台。” 

我很快就学会了打斯诺克，而且从一开始就喜欢这个项目。我常常缠着别人打球，让他们唯恐避之不及：他们厌倦了我，厌倦了我的斯诺克。住在我们家隔壁的达伦是我朋友，比我大四岁。我会去他们家，对他说：“来吧，来吧，和我一起打斯诺克吧，求你了，来吧。” 

“不行，我要给我的那些车上色，”他说。他喜欢把小玩具汽车漆成黑色。 
  
结果，要么我坐在那里和他一起把他的车漆成黑色，要么他来我们家和我一起打斯诺克。 

如果他同意来我们家，我就会让他在球台旁一待就是四个小时，一直玩到父亲进来说，“好了，你们该上床睡觉了。” 

就这样，从那时起，我就一刻不停地打着斯诺克。 

我八岁那年，父亲开始带我一起去伦敦西端迪恩街的“大使”俱乐部。父亲要去索霍区的店里工作，所以他要么把我丢在俱乐部，让经理照看我一个小时左右，要么他会和他自己的球友斯蒂夫?戈弗雷一起打球。父亲在我打斯诺克之前从来没有玩过这玩意儿，但他立刻迷上了这项运动，开始光顾俱乐部。他会和我打上几局，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看他和斯蒂夫打上两局。球台起初在我眼显得非常巨大，那还不是标准球台，只是一张十英尺长的球台（标准球台长十二英尺，宽六英尺）。俱乐部里也有标准球台，但在我眼里都一样——都大得吓人。每张球台在我的眼里就像是绿色的保龄球道。我简直不敢相信斯诺克球台会那么长，那么绿，上面的台呢会那么漂亮，球会那么大。那真是太漂亮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个子只比球台高出一点，打球时总是将手臂伸到尽头，因为我实在太小了。严格来说，十六岁以下的孩子是不允许进入斯诺克俱乐部的，他们之所以允许我在那里打球，是因为父亲加入了伊尔福德的“绿巷”俱乐部，成了那里的常客。我和父亲会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去俱乐部，在那里待上四五个小时，但父亲一直没有学会正确的打球方法。斯诺克并不适合他：他天生没有这方面的才能。 

我是俱乐部里最小的孩子，那里大多数的孩子都已十八九岁或者已经二十出头。我喜欢和成年人在一起，而且我一直和年龄比我大许多的人相处得不错。在我十岁时，我的大多数朋友已经离开了学校。我的同龄人都在玩滑板和一些其他孩子们玩的东西，但我却非常讨厌那些玩意儿。我想这可能是我年轻时爱冒犯顶撞人的一个原因。我总是和成年人在一起，听他们说话，和他们斗嘴。我小时候很让人讨厌，人们看到我就心烦。我最终意识到自己必须闭嘴——但我花了一些时间才纠正过来。 

没过多久，我就在斯诺克俱乐部发现，人们不会仅仅因为我年龄比他们小就原谅我冒犯顶撞他们。我只要去了那里，他们就要求我像成年人一样举止。我十岁或十一岁时，他们告诉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表现自己。他们告诉我，也告诉我父亲，我得尊重在俱乐部里打球的那些经理。如果我在那里吃晚餐，我不能将土豆扔得到处都是——而这正是我以前老干的事。俱乐部里最忙碌的时候是用午餐时，而我常常在学校放假时去那里，把豆子和鸡蛋弹得到处都是。他们会向父亲抱怨（而且言之有理），说他们要做生意，而现在有一个孩子把食物扔到他们的顾客身上。
庞廷俱乐部有一年完全将我拒之门外。我以前常常和另一位斯诺克球手马克?金去那里。我们以前每年都要参加庞廷俱乐部的一些节日庆祝活动——一次是在普雷斯塔廷，一次是在怀特岛上的帕克普尔，一次是在黑斯廷斯，还有一次是在詹伯沙滩。大约有一千名斯诺克球手会出现在那些节日聚会上，然后我们便会整整打上一个星期的球。父亲没有时间去庞廷俱乐部，因为他还得照料生意，所以他便对马克?金的父亲说，“比尔，我来出钱。这是给你的费用，这是罗尼的费用，这是马克的费用，你只需照顾一下罗尼。一定要保证他举止得体。如果他表现不好，你就给我打电话，让我跟他说。” 

“可以，没问题，”比尔说。　　　　　　　 

于是，我们来到了位于布里恩沙滩的庞廷俱乐部。我和马克去了游泳池，一次次地跳入水中。然后，我们试图混进迪斯科舞厅——他套上一件大衣，骑在我的脖子上。这都是孩子们做的一些蠢事。一天，有几个年龄稍大一些的孩子怂恿我说：“去，向空中扔一个烟灰缸。”我当时只有十岁，结果我便会真的向空中扔一个烟灰缸，还自认为那很有趣。毫不奇怪，人们对我厌烦透了。
那里有一个名叫“快手埃迪”的斯诺克球手，因为他干什么速度都快。大家叫他“日光浴浴床埃迪”，因为他总是在忙着要把自己的皮肤晒得黝黑。他当时大约十六岁，长得很帅，总是引起姑娘们的注意。他走到我跟前，开始推我。我手中握着一杯可乐，于是我便看着他，将可乐泼了他一身。他立刻火冒三丈，在度假营地里到处追我。我从老虎机和角子机之间跑了过去，出了游乐拱廊，穿过人们在玩宾戈游戏的舞厅。我手里仍然握着玻璃杯，于是我将玻璃杯朝舞厅地面扔去，以为碎玻璃可以阻止他。我一定是将杯子扔到了一位老奶奶的身旁，因为她在大声呼救，说这个小孩朝她扔玻璃杯。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朝一位老奶奶扔玻璃杯。没错，我也许会朝某位年轻的演员扔过玻璃杯，以取乐大家，但我永远没有也不会朝一位我素不相识的人扔玻璃杯。
有人报告说是我干的。裁判约翰?威廉姆斯常常主持庞廷俱乐部的这些活动，我听说他要将我赶出去，于是我便去找他。等我找到他时，我问他是否真的要禁止我在进入俱乐部。 

“是的，”他说。 

“可我还没有在少年比赛中打过呢，”我说。 

“不错，你被禁赛了。给我出去。” 

我哭了起来。我恨我自己，害怕回家后必须告诉父亲我被赶了出来。于是我决定不说真话，告诉他我在第二轮输了。 

“怎么样？成绩如何？”我回到家后，父亲问我。 

“还行吧，”我说。 

“哈！你回来得倒是挺早，是吗？” 

“是啊，我在少年赛中成绩一般，比赛输了，我想就还是回来吧。” 

“好的。”他说。 

两三个小时后，我的头仍然是晕乎乎的。吃晚饭时，他突然说道，“你以为我是个蠢蛋吗？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早回来，因为你是个坏孩子，因为你被赶出了营地。”结果，我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屁股被打肿，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由于这件事，我被禁赛一年，在十岁就第一次上了《太阳报》。
我们为禁赛期长达一年而申诉，而且必须去利兹市的冠冕大厦，负责业余体育项目的**机构就在那里。那些还有一些其他球员，也在希望能得到减刑，而且人人都带了律师来帮他们申诉。我只有父亲陪伴着我，不过我父亲的确非常了不起。他站起身来说，“我不在乎他是从下面还是从上面扔的玻璃杯，我们都知道他扔了玻璃杯，这一点不容质疑。我在这里唯一要说的是，我们要为禁赛的严厉性而申诉。”父亲知道那会非常伤我的心。他知道我对斯诺克是多么的疯狂。最后，他们将禁赛期减少到了六个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仍然让我伤心不已。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打出单杆过百时的情形，就仿佛那发生在昨天一样——这是每一个打斯诺克的孩子梦寐以求的目标。我当时十岁，是历史上打出单杆过百的最年轻的球手。我跑了出来，告诉父亲我打出了单杆过百……而他却说，“是吗？那又怎么样？”仿佛那根本算不了什么一样。于是我跑到俱乐部的经理那里，告诉了他。他欣喜若狂地说，“太好了，把报社的人叫到这里来，给斯诺克杂志社的人打电话。”我成了斯诺克小明星。这件事也成了斯诺克界的大新闻。 

那是我经历过得最令人兴奋的事。我一打出单杆过百就想打个空球。只要打出了单杆过百，再多得多少分已经是无所谓的事。我只想离开那里，告诉每个人我打出了单杆过百。最后，我以117分清台。 

尽管父亲没有表现出欣喜若狂的神情，我却仍然信任他。他在待人接物方面有着过人之处。他知道在这一行中一定有其他人能会比他更好地照顾我、引导我。他所挑选的任何人都会非常出色。他帮助了许多冉冉升起的业余斯诺克新星，以及那些成绩不错但缺少金钱后盾的人。父亲会对他们说，“听我说，我可以给你每周二百镑，外加一辆车，你什么时候想练球都可以，我不在乎。不管你赢了什么，分一点给我就行了。我只要求你带我的儿子去参加各项比赛，顺便照看他一下。” 

我记得托尼?普特南赢了八百英镑，他对我父亲说，“我给你一半奖金。”但我父亲说，“不用，我不要你的钱。你留着吧。”他觉得这是公平交易——他们在把自己的经验教给我，我一直在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 

父亲虽然从来没有当面称赞过我，我现在却知道他一直在为我感到骄傲。我碰到过一些认识我父亲的人，他们说我父亲曾经说过，“我儿子将成为斯诺克世界冠军。”那些人对我说，“是啊，每个人都认为他的儿子将成为世界冠军，可你真的成了世界冠军。所以说，他肯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连我第一次见到加扎时，他也向我提起了我父亲。 

加扎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绿茵场上的王者。 当我终于见到他时，我们均刚刚获得了胜利。那是在戈迪逊球场。漫游者队正与埃佛顿队进行一场生死之战，而我刚刚参加完正式比赛前的名人赛。加扎在比赛结束后走到我跟前说，“你还好吗，罗尼？我几年前就认识你父亲，他想让我去斯诺克俱乐部看看你。我没有时间，可他对我说，‘加扎，你是足球场上的王者，可我儿子将成为斯诺克世界冠军。’我记住了你的名字，因为我也非常喜欢斯诺克，后来，我有一天和保罗?爱伦坐在旅馆房间里看电视，画面上出现了你。我跳起来对他说，‘这就是那家伙说要成为世界冠军的那个孩子。’”

第二章 外出比赛 
  
 我九岁时首次赢得了一项赛事的胜利。那只是一项小赛事，是每个星期在俱乐部举行的那种比赛。每次比赛都只有五六个球手参加，比赛获胜后得到的奖品不是金钱，而是一个奖杯，外加一张券，让你在某张球台上免费打六个小时。我得到了免费打球的券，虽然我并不真正需要免费球台，因为我父亲总是确保我的球台付了钱。我真正想要的是那奖杯，可我却没有得到。我很伤心。他们说，“对不起，那奖杯还没有准备好，不过我们正在准备。”于是，我就等啊等。大约等了两个月，我都以为那奖杯不会有了。我不断问他们奖杯在哪里，他们一再向我保证，说快了。有一天，我们一群人正坐在那里——那多少有些像社交俱乐部，大家的年龄从十岁（比方说我）到二十五岁不等——那该死的小奖杯终于送到的俱乐部。俱乐部里的职业球手尼克?特里告诉我，得到奖杯的时候要亲吻它。“亲吻它一下，”他说。我心中却在想，你想拿我开涮，我就不亲吻这该死的奖杯。他说，“我来教你怎样亲吻奖杯。”于是，他开始亲吻我的奖杯。我一直不愿意亲吻奖杯，我从来没有那种冲动感，现在也只是为了拍照才亲吻奖杯。但是我特别喜欢将奖杯拿起来，举过头顶，抚摸它们，看着它们。我一直为奖杯而疯狂。 

 对于我来说，奖杯一直比金钱更重要。几年后，在我十四岁那年，我在利兹的一项赛事中获得了胜利，赢了五百英镑，但他们又没有给我奖杯。我站在那里想：我的奖杯在哪里？我想要一样东西来纪念我所获得的胜利。奖金早晚总是要用完的，所以我需要在我的奖杯柜里添一项纪念物。我回到家时非常伤心，几乎要流泪了。我甚至都没有告诉母亲我赢得了比赛的胜利。我只是伤心地嘟哝了一句，“妈，他们没有给我奖杯。” 

 尽管我平生第一次赢得了一项赛事的胜利，但我对人的态度却没有任何改进。我小时候脾气坏透了：只要父亲不在场，我每次打出空杆都会气急败坏地胡作非为；可只要他一走进俱乐部，我就会立刻变成最听话的乖孩子。不过，俱乐部里的人会把我的表现以及我所说过的脏话告诉他。他们会说，“你要好好说说他。我们不能让一个十岁的孩子在俱乐部里脏话连篇，每次打出空杆就将球杆摔在地上。”父亲会来到俱乐部，如果我在打球的时候又是放声大笑又是和他开着玩笑，他就会严厉地看我一眼，这一眼足以让我立刻收敛起来。我只要一看到那目光，就会胆战心惊。他从来不当着别人的面说什么，但回家时他会在汽车内说，“这样不行。我进来时看到你在球台上乱来，我为你每小时付五英镑，不是让你去那里鬼混的。如果你想鬼混，完全可以和你的那些伙伴们去骑自行车。我下次再来俱乐部时，不想知道你是赢了还是输了，我只想看到你脸上面无表情。” 

 他的话当然是对的，因此我只好洗耳恭听。如果我不听他的话，比赛的结果一塌糊涂，他就会对我说，“瞧，我早就告诉过你吧。虽让我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确，但百分之九十九的时候我都是对的，我不希望你经历人生中的这些挫折。”他只希望我能走正道：一心一意地打斯诺克，不是打牌，不是玩老虎机，也不是到处鬼混。他总是希望我能认真对待斯诺克，即使在我只有十岁时。
等我一开始参加各种比赛，我就意识到，如果我想取胜，我就必须改变我的态度。我必须学会在对手打球时坐在那里集中精力。在斯诺克这一行中，你必须接受自己会打出空杆这一事实，然后尽量不要让对手看出你心情紧张，因为对手会利用你的心态，让你更加紧张。如果你在比赛时勃然大怒，那么最终你会连日子都不知道。即使是在今天，尽管我的脾气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已经比以前好上了一千倍。我现在常常会在输球后气急败坏，说一些蠢话——通常是我再也不打斯诺克了。我已经明白，只有像我这样热爱这项运动的人才会说那样的话。 

 我小时候，只有在斯诺克球馆里，脾气才会这么糟，在球馆外，我要放松得多。我常常和我的伙伴们一起踢足球。我太争强好胜，任何运动项目都不喜欢输给别人——足球、乒乓球、高尔夫。不过，这些项目当中没有一样会像斯诺克那样让我感到紧张。我特别不愿意看到自己打出空杆时对手就在球台旁。我常常会恼羞成怒，心中想：我是想把球打进球袋，而不是给对手创造机会。
我在学校里比较腼腆，绝对不是人们注意的焦点，因此没有人真正了解我。我在女孩面前尤其腼腆，结果直到十五岁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虽然我有许多机会跟一两个女孩交朋友，但是我没有勇气邀她们出去。我讨厌学校，讨厌早晨起床、背上书包、步行去学校，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学校会无所事事。我会坐在课堂上，将书从头至尾翻一遍，但我从来不会给它百分之百的注意力。我唯一稍微感兴趣的课程是木工课和体育课。我常常急不可待地盼望着木工课的到来，然后画图，拿出锯子。我动手做了一只非常漂亮的斯诺克球盒，唯一的问题是我将公分和英尺混淆在了一起。我边做边对老师说：“我的盒子不要这么宽。”可他却坚持说没问题，因为我的草图完全是按比例画的。“不，”我说，“我家里有个盒子，一点也不是这个样子。”“不，你就这样做下去，你没有弄错。”结果，完成之后，那看上去像巨人用的球盒。 
  
 不过，不管我如何讨厌学校，我从来不逃课，因为我很害怕父亲会对我说什么。我知道，如果我逃课，我们家就会收到学校的来信，父亲就会暴跳如雷，给我那种让我胆战心惊的眼神，然后便是屁股享受一顿痛打，疼得我好几天都无法坐下来。我倒是从来没有被严厉惩罚过，也没有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准出来。我受到的惩罚要么是屁股被痛打一顿，要么是一连几个星期不准打斯诺克。我想这比严厉的惩罚对我更有效，因为我会因此无法做我唯一喜欢的事。 
  
 我总是在学校里做完作业，然后尽快离开学校。我从最近的出口飞快地跑出去，不是下到地铁车站，而是直接穿过人来人往的雷德里奇绕行路线，为的是要赶上放学铃声响后九分钟，也就是三点二十四分开出的148路公共汽车。我要是赶不上这辆车，就得在那里干等着，而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如坐针毡，因为我会损失半小时打球的时间。我一到家就扔下书包，抓起球杆，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号码！），出租车立刻就会过来接我。我三点五十分就可以赶到斯诺克俱乐部。我从九岁起就过上了这种习惯性的生活。 

　　父亲每天给我二十英镑，用于出租车来回车费，外加零花钱。他说：“在俱乐部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打多久得球就打多久。”他会在每个周末支付所有费用——至少要100英镑。只要我表现好，他不在乎我花多少钱。 

 可是我的表现却并不好。尽管父亲为了我在俱乐部里花了那么多钱，俱乐部里的人仍然不喜欢我。由于某些原因，许多人就是不喜欢我。这种情况现在少多了，但仍然存在。总有那么一些人想让我日子不好过。我现在仍然不明白那其中的原因。我和一些人关系密切，但这些人与父亲圈子里的人截然不同。在以前，父亲会把我介绍给不同的人，我却在心里想：不，多谢了，他们跟我不是一路人。父亲总是跟什么人都自来熟，而在这方面，我与他有着天壤之别。我这个人总的来说不爱说话，我只有熟悉某个人之后，才会向这个人敞开心扉，才会和他们一起放声大笑。
终于，我十七岁那年，在我赢得第一个大奖赛冠军后不久，我因为自己带了吃的东西而被伊尔福德俱乐部禁止入内。我总是去“马克和斯宾塞”快餐店买三明治和水果沙拉，因为俱乐部里所有的食物都是油炸的。俱乐部的老板娘莫尼卡走到我跟前，对我说，“宝贝，你不能将自己的食物带进这里来。”她叫谁都是“宝贝”，但她对我的态度中没有任何爱意。“如果你想吃自己带来的东西，你就去俱乐部外面，在那里吃。你不能在俱乐部里吃这些，宝贝。”她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难堪，居高临下地训斥我。 

就在她轻蔑地离去时，我冲着他的背影大声说道，“莫尼卡，你有没有勺子可以借给我喝酸奶？” 

她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大家放声哈哈大笑，把她气得满脸通红。 

我在这家俱乐部的日子走到了尽头。她丈夫罗恩死板着脸走到我面前。“你这样和莫尼卡说话，以后就别再来这里了。”但这件事与我对莫尼卡说话的态度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是故意给她捣乱，我这样做是因为他偏爱肯?达赫蒂。 

我从九岁起就在伊尔福德的这家俱乐部打球，是他们这里最佳的消费者，至少我父亲是。如果我父亲走进这家俱乐部，看到里面有二十个人，他便会给所有人买点吃的，外加一杯茶。他给这地方带来了生气。肯?达赫蒂只是一年前才从爱尔兰来到这里，然而这地方到处贴满了对肯阿谀奉承的肉麻话——这项赛事赢得出色，那项赛事赢得漂亮。当我获得了世界上第二大赛事——英国锦标赛（原文：英国冠军赛）——的冠军时，肯赢得了皇家威尔士赛冠军。尽管皇家威尔士赛的规格根本无法与英国冠军赛相提并论，俱乐部里却到处张贴着“肯?达赫蒂，皇家威尔士冠军”，而且是用五颜六色的正楷写在非常漂亮的纸上。对于我的胜利，他们只是随便在墙上贴了张破纸，上面潦草地写着，“祝贺罗尼?奥沙利文，英国锦标赛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肯可以免费打球，而我在将自己的标准球台放进俱乐部前，他们连五分钟免费时间都不给我。 

当他们把我赶出来时，我已经将自己专用的价值4000英镑的标准球台放在了那里。我对罗恩和莫尼卡说，“公平合理，但我要将自己的球台带走。” 

“不，你可以把球台留在这里，”罗恩说。　 

“你真是太可笑了，”我说，“装球台的工人下星期就会过来，将球台拆走。没问题。多谢了，罗恩宝贝。”这件事就此结束。
我小时候听到人们说我将成为斯诺克冠军时，从赛没有想到过我会赢那么多钱，我只是想上电视。我想出名，想得到人们的承认。我想走在街上，听到人们在喊叫，“快看，那位斯诺克球手就在那里。”然后，他们就会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手。我常常幻想着等我毕业离开学校后，我可以走进一家夜总会，被一位姑娘认出来。然后，她走过来对我说，“啊，你是罗尼?奥沙利文。”我们会天南地北地聊起来，在不知不觉中，谈话的内容就会变成：“你明天晚上干什么？我们一起出去吃晚饭吧！”“哦，好的，宝贝！”我希望能碰到我不必主动出击，胡说八道的情景。因此，我就必须出名——因为我不擅长与人交流。我以为那样一来，我的生活会容易一些。 

 我是个非常滑稽的混合体：年龄才十岁，身材却很高大，而且很有劲，但也很脆弱。我参加了学校的足球队，其他球员会欺负我，因为我有点胖，做不了俯卧撑。他们叫我“胖子”，当面嘲笑我，而我则会哭着跑出学校大厅。我们家这时已经从北伊尔福德搬到了南伊尔福德，但我还在原来的学校念书，就在埃顿路我家老房子的对面。我会一路跑出学校，来到我们原来的家——它现在属于我父亲的一位朋友。我再也受不了了。父亲最后找足球队的教练谈了一次，问他为什么让自己的孩子会伤心地哭着跑回家。 

　　我不能说我在学校里不讨人喜欢，但我也不能说我很讨人喜欢。我有一个真正要好的朋友——我的伙伴乔治?帕拉卡斯罗。我们现在仍然常常见面，仍然一起踢球。他现在摆弄电脑，创办了一个名叫“足球辅导”的足球网页。他还想和我一起做一个“斯诺克辅导”的网页，在上面分析西诺克所用的不同技术，球台上练习的不同内容，如何热身，以及有关斯诺克的一切。我和乔治八岁时就相互认识，打了一架后成了朋友。 

 我上了伊尔福德的海兰德学校，大家都在谈论谁是学校里最难对付的孩子——是我，还是和我一样比较腼腆的乔治。孩子们有时候也会很坏，学校里的孩子们拉帮结派，而我似乎总是被人找茬、被人欺负。一些小帮派总是集体欺负我，但他们在欺负我的同时又认为我比较坚强，因为当我反击时，那是货真价实的反击，而且非常凶狠。他们有一天对我说，“乔治马上就要从塞浦路斯回来了，他会和你打一架的。他会打赢你，把你打得头破血流。”我内心很紧张，但我尽量不去想这件事。
我现在不善于和人打架，当时也一样，但我比较喜欢主动出击。如果把我惹火了，我也有很多的蛮力气。我当时不知道运用组合拳，但我一旦发起火来也能像街头打群架的孩子一样。尽管我竭力要忘掉乔治会回学校，我心里却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当他终于回来时，我看着他，心中暗想：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只是一个寡言少语的小男孩。没过多久，我们就在从操场回来时打了个照面，结果我们俩打在了一起。我不知怎么给了他一拳，他倒在了地上。我简直不敢相信。周围每个人都在嚷嚷：“他打倒了乔治！他打倒了乔治！”我因此赢得了一些尊敬。大家开始对我另眼相看。从那天起，海兰德学校就再也没有人来惹我了。 

 升入中学后，也有一些令我伤心的事在等着我。我在小学时的名声已经先一步传到了中学。自从和乔治大了那一架之后，我成了海兰德学校最厉害的孩子。虽然我从不欺负人，但我当时非常喜欢看李小龙的电影，常常在其他孩子身上练习我的功夫。尽管我不喜欢真的与人打斗，可如果有人想对我叫板，我也决不会让他们的便宜。我只有决不让步才能避免被人蹂躏。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心里都直发毛，但我知道自己不能打退堂鼓。虽然大多数时候的冲突都不了了之，但我在中学期间仍然与人打了四次架，每年一次。 

 其中一次的对手是一个印度孩子，结果他打歪了我的鼻子。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干了什么事，要遭此侮辱。他比我大一岁，说我撞了他，可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此事。有人告诉我，说他要在课间和我干一架。就在我穿过他的操场——也就是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用的草场——去我们自己的操场时，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群孩子向我迎面走来，正中间的就是他。我心里当然清楚会发生什么事，但我假装一无所知的样子。“求你让我度过这一关，”我在心里默默祈祷道。他走到我面前，开始推我。我们打了起来，他打了我的鼻子一拳，血一下子便流了下来。老师们跑了过来，可这时我的衬衫上已经到处是血，我已经不想住手了。我豁出去了：既然我鼻子已经挨了一拳，我一定要让他加倍偿还。可他已经不再想打了，他已经占了便宜，已经心满意足，可我不干。最后是我教训了他。 

 回到家后，母亲问我，“你鼻子怎么啦？” 

 我的鼻子现在仍然有一点歪。他没有把我的鼻梁打断，但他把我的鼻子打歪了
我并不是个好孩子。我父亲这时已经开始从他的那些性工具商店里挣大把大把的钱，因此家里总有现钱。我开始每隔一天从父亲的工资袋里抽走五英镑，用它来买那些小的足球明星不干胶。那些不干胶十便士一盒，我常常将它们带到学校，与其他同学交换。你必须买上整整一盒，才能得到某个非常稀少的球星。如果我买下整盒，我就一定能得到这个球星，而且还可能得到好几张。由于别人都没有，我就可以用多余的不干胶与其他人换来五十张左右别的球星。我从小就很有经济头脑，而且在学校里时就一直在与别人做交易。 

 父亲不久就发现少钱的事，因为他的一个员工给他打来了电话，说，“罗尼，我的工资袋里少了五英镑。”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一个月，他心中便想：我不可能每次都少五英镑。他将钱数了又数，一开始以为自己昏了头。接着，他接到了学校打来的一个电话。学校发现我有两大盒足球明星不干胶，便问我从哪里得到钱买的。父亲赶到学校后说，“你一直从我的工资袋里偷钱，是不是？”我承认了。我们一走出校长办公室，他就说，“你这手脚不干净的小杂种！”我被痛打了一顿，他用一只拖鞋打我，结果屁股右边疼了好多天。我再没有从他那里拿过任何东西。顺便说一句，我保住了那些足球明星不干胶。
我越来越认真地对待斯诺克。我第一次赢得较大数额的奖金是在十一岁时——一项十六岁以下斯诺克球手的赛事。我星期一回到学校，告诉我的伙伴们我刚刚赢得了四百五十英镑。一位老师听到后问我：“你说你赢了四百五十英镑，是怎么回事？”接着，校长找到我说，“罗尼，你刚刚在斯诺克比赛中赢了四百五十英镑，是真的吗？” 
  
 “是的，”我说，心里感到非常骄傲。 

 “你能不能把支票和奖杯带到学校来给我看看？” 

 我回到家后说，“妈妈，我能不能把支票带到学校去给校长看看？” 

 “当然可以，”她说。 

 于是我把奖杯和支票装在我的小包里，告诉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包丢了，到了学校后不管去哪里都带着我的书包——我都不愿意把书包留在更衣柜里。我在上课时接到一个通知：“请罗尼去见一下校长。”结果我一下午都不用上课，而且还在校长办公室和他的朋友一起喝了杯咖啡。 

 “罗尼，能不能请你把支票和奖杯给我朋友看看？让他看看可以吗？”校长查隆先生非常了不起，可学校里的有些老师却总是嘲笑我。他们总是对其他孩子说，“你们就像罗尼?奥沙利文，总认为自己会成为大明星。可他将一事无成。”当然，所有孩子都会过来，把老师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我则告诉他们，我将成为世界冠军，上学对我来说只是在浪费时间。老师们总是拿我取笑，因为我不是学业上最聪明的孩子，而我现在却可以说，“看到了吧？我已经有所成就了。”不久，我就理直气壮地说道，“瞧，我现在挣到的钱比你还多，而我还只有十二岁，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该做什么。” 
　　 
 从十二岁起，我开始和朋友罗伯特?查普曼一起去全国各地，而且没过多久，我挣到的钱就和老师一样多。我把我得的奖金交给父亲，而他给我足够的钱，让我在我认为合适的地方和时间去打球。还给我建了一间斯诺克房，花了他两万英镑。球房很大，三十五英尺长，二十五英尺宽，在花园的尽头。我有自己专用的卫生间、电视和长沙发。那就像我自己的小王国，也是我和罗伯特练习的地方。
我和罗伯特在我十岁时第一次结伴去黑斯廷斯，父亲请他照料我。他和他朋友试图撮合我和我的第一位女朋友皮帕。她长得非常漂亮，可谓风姿绰约，看上去非常成熟，而她的实际年龄却只有十一岁！皮帕风情万种，而我却非常腼腆。她只比我大半岁，却非常大胆主动，而我则被她吓坏了。我都不敢正视她，所以总是避着她。我总是隔着一段距离看她，然后觉得她非常漂亮。我甚至连靠近她的勇气都没有。每当她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我就心慌意乱。 
  
 罗伯特比我大七岁左右。他在一家银行里混得不错，即使在转成职业球员之后，他白天也仍然兢兢业业地上班。他每周会有四、五天在晚上七点下班后来我家，我们便会一起练习几个小时，直到我母亲为我们把晚饭准备好，叫我们吃饭时才停下来。每到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便会驱车去，比方说，利兹，住在某家环境较好的旅馆，参加一项比赛，然后再驱车去，比方说，莱切斯特，星期天再参加一项比赛。我们会在假日旅馆住一夜，我父亲会预付一切费用。我们一起玩得非常开心：口袋里装着几百英镑，外加汽油钱、吃饭的钱、公路上超速罚款的钱。我对1号公路沿线的各个加油站了如指掌。我们有自己喜欢的加油站，总是精心挑选去哪一家加油站，然后满满装上一箱油，那种情景真让人过瘾。我们亲如兄弟，总是急不可待地等着周末到来。他有一辆非常漂亮的车，而且每年都换一辆新车，不是RS Turbo就是XR3Ⅰ,上面装有各种小装置。我们会在1号公路上飙车，心中想着这就是生活。 

 我现在仍然和罗伯特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父母也和我母亲是密友。自从我父亲离开家后，他们成了我母亲认定唯一可以结交的朋友。我们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朋友，但与他们的友谊都不牢固，只有查普曼一家和我们亲如一家。 

 我和罗伯特哪里都去——约克郡、贝里圣埃德蒙兹、斯蒂夫尼奇、伯明翰、威尔士、布里斯托，只要你能想得起来。只要什么地方比赛，我们就一定会去那里。我们常常翻阅斯诺克杂志，计划我们的行程。我家的斯诺克球房里有一份很大的年历，我们会在上面标出全年所有即将举行的职业——业余赛事。因此，我们每次练习时，总是将下一场重大比赛定为我们的目标。 

 比赛的前一天晚上，我会拿出我的球杆，像大家擦洗汽车一样将球杆擦拭好。我给球杆抹上滑石粉，因为比赛地点的条件有时会很糟，球杆会变得黏糊糊的，无法在手指上滑行自如。我会花大量时间用水和湿毛巾清洗球杆，将球杆上的污垢擦拭干净，然后再把它晾干。每次参加职业——业余比赛前，这都是一项仪式。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会让球杆变得非常脏，然后到了星期五，我就会把它擦亮，让它发挥作用。
我们通常会在上午九点三十分赶到比赛现场，吃完三明治后进去。屋子里挤满了人，你简直寸步难行。我会挤到接待处，告诉负责接待的姑娘：“我来了，我叫罗尼，这是我的报名费。”报名费一般在十至十五英镑之间，但偶尔也会是二十英镑，这完全取决于参赛的人数。有时他们会在人数达到六十四人时停止报名，有时则是一百二十八人。如果举办比赛的俱乐部非常大，他们会允许一百八十人参赛。有些赛事，组织者会只让报名的前六十四人进去参赛，因为如果你上午九点赶到，你就会排不进前六十四人，成为替补。但是，由于罗伯特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墙上又贴着巨大的日历，我们从来没有进入到替补选手的行列中。 
  
 我的球杆箱比我人还要高，我会站在所有那些选手当中，时刻感到局促不安。我当时身高约五英尺四英寸。我可以看到球台上的一切，但以我的身高，必须非常会使用架杆。我想我今天用起架杆时得心应手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因为我当时常常需要它。 

 我们比赛用的球台常常非常差劲。台呢上有洞，案上面的厚毛呢都磨光了。你以中等杆速将某个球击打向中间球袋，结果它会直接跳出来。你只能看着它，心中想：我不能打那里的蓝色球，因为球不会进袋。可如果你想轻轻地将球推进球袋，球便会改变方向。这就是业余斯诺克，你得适应它。 

 我的第一次突破是在斯蒂夫尼奇举行的一项职业——业余赛事中。我当时只有十四岁，在那之前从来没有能打进过四分之一决赛。我通常都是只能打进前十六名，赢两三场比赛，然后碰上一位高手。我每次都只差那么一点，而这令人非常泄气。我认为自己永远无法战胜那些球手。我当时从来没有想到我需要时间才能成熟，以为自己已经像斯蒂芬?亨德利或吉米?怀特一样出色。可是这次在斯蒂夫尼奇，到了晚上七点钟是我仍然没有被淘汰，而平常下午二点就已经回到家中和罗伯特一起练习了。我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遇到了马塞尔?加夫勒，这是五局三胜的比赛。他当时在世界上排名第三十四，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他比赛时曾暗想，上帝啊，我打不过这家伙，他太厉害了。他以一百三十八分赢了第一局，但我以九十分赢了第二局，然后又以一百三十分赢了第三局，结果2:1领先。他以七十分赢了第四局，但我又以一百二十分赢了最后一局。我当时非常紧张，注意力高度集中，一辈子从来没有打出过那么漂亮的球。比赛结束时我都不敢相信。即使是今天，尽管我已经成了世界冠军，我也从来没有感到过像当时比赛结束时那样开心。各项技术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安全球、长球入袋、得分。我感到自己就像是霸主。 

 比赛结束后他非常生气，倒不是对我生气，而是对他自己生气。其实他大可不必，但他只是不敢相信，自己打得那么好，却败在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手下。比赛结束时，他说：“天哪，那孩子简直不可思议。他从哪里来的?还从来没有谁与我较量时打得有他那么好。”我心里甜滋滋的。
我一下子名声大噪。球馆里人人都知道罗尼?奥沙利文战胜了马塞尔?加夫勒。当时大约有三十个人在观看比赛——其中包括每周在俱乐部里打球的当地人，以及那些有职业——业余比赛时偶尔进来看球的人。像迪恩?奥凯恩这样的职业球手有时也会露面，结果人们便会去观看比赛。赢得职业——业余比赛的人可以获得一千英镑，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小的一笔钱。因此他们也常常来捞几英镑，再说这也是很好的比赛练习。 

 我在半决赛中打得很糟，但仍然以3:1赢了对手。尽管我的表现不像在与加夫勒较量时那样出色，但我仍然战胜了对手，这才是重要的事。我在前面的三十二场比赛中的表现都比我在这场半决赛中好，却仍然输了球，而我现在却打进了决赛。我得等上几个小时，因为另一场半决赛还在进行。对局的双方包括安东尼?汉密尔顿，我认定他一定会赢，然后我就会在决赛中与他对局，但我不在乎。我已经进入了决赛，知道自己的面孔一定会出现在斯诺克杂志上。我对此已经急不可待了。这家杂志的前面部分介绍职业球手，最后几页介绍业余选手和女选手。我可以走进斯诺克俱乐部，把杂志给大家看，而所有那些常客会想：我得天，罗尼打进了决赛。 

 我在决赛中以3:2战胜了汉密尔顿。比赛开始时已经是午夜时分，比赛结束时大约是凌晨一点三十分。我先以1:2落后，而且是黑球局。我们在第四局得分相同，于是我们重新将黑球摆好，猜边时我赢了。他打了一个安全球，给了我一个得分机会。我心中只是在想：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的表现一般，但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我并不在乎，因为进入决赛就已经超出我预计的目标了。于是我猛地一推杆，球优美地滚进了中间的球袋。 

 罗伯特一直坐在那里看着。他不大容易激动，但他看上去非常兴奋。他知道我离赢得规模最大的职业——业余巡回赛只差一局。总共有一百八十名球手参加了斯蒂夫尼奇的这项赛事，而现在只剩下我和另一位选手进行最后一场最后一局的较量。 

 我最后一举赢得比较轻松——61:30。安东尼握了握我的手，而我却在想：我刚刚赢了一千英镑。我只有十四岁，却接受一张一千英镑的支票，而且还将有媒体的各种报道，大家都会读到。我知道一星期后，在下一场职业——业余赛中，大家都会看着我。我进去时一定会引起骚动，就像彼德?艾伯顿和安东尼?汉密尔顿走进某项职业——业余赛事球馆时一样。人们会发抖，会咒骂自己。我想：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除了和罗伯特一起到各地参加比赛外，我也常常和一位名较强尼?奥伯莱恩（这是……现在那个奥本莱恩？！——撒撒怀疑）的家伙一起去参加职业——业余巡回赛。我父亲每周付他二百五十英镑，让他照顾我，另外还给他一辆车，外加开销费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周末带我去参加各项赛事。我父亲当时正忙着享受生活，没有时间来陪我。再说，我也不希望他来，因为那会给我带来许多压力。如果我打出空杆，他会坐在那里犯愁，而这会毁掉所有的乐趣。 

　　我从来没有对父亲说我已不再希望他陪我一起去参加比赛，但事情自然而然就成了这样。我父母从我十二岁起开始光顾各种俱乐部。他们觉得自己辛苦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挣到了一些钱，该享受生活了。父亲尤其喜欢携带大量现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和母亲会去一家不轻易吸收会员的布朗俱乐部，在那里待到早晨七八点钟。他总是和母亲一起去哪里，却从来不喜欢跳舞，于是便找了他认识的一个人陪我母亲整夜跳舞。这个人叫斯蒂芬?阿特威尔，身高1.90米。父亲只是坐在那里聊天，逗别人开怀大笑。他从不喝酒，却常常在天亮时为大家支付所有的酒水。他就这样花钱如水。他认为自己应该请每个人喝酒，而且他也请得起大家。这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事，他的连锁商店当时生意兴隆。 

 我和强尼参加的第一项赛事是英国业余台球赛。我赢了几场球，但碰到默基什?帕尔默时以3:4告负。默基什是业余台球赛的常胜将军，而我的排名只有112。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因此我回到家时非常兴奋。父亲对强尼说，“你和罗尼组成一个对怎么样？”这对我们大家是再好不过的安排。 
  
 当时有许多非常出色的小斯诺克球手：克里斯?布鲁克斯比我大两岁，成了我的双打搭档，马克?金（大家熟悉的光头，罗尼的好朋友——撒注）也比我大两岁，克里斯?斯卡隆的水平与我最接近，而且当时可能比我还略高一点。不过，他比我更活跃，十一二岁时就在托腾翰姆所有的午夜比赛中打球，可我当时还没有那个资格。他十四岁时搬到了荷兰，因为对他来说在那里挣钱要容易一些——那里有个家伙付给他工资，而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人的俱乐部里打球。他的这种安排简直是在浪费天才。我记得我曾在阿姆斯特丹和他打过一场比赛，他脱掉背心，将它卷起来，放在他的夹克中。我当时在想：他在干什么？但是他已经完全没有了战术：阿姆斯特丹让他分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克里斯如果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一定会达到我今天所达到的这个水平，但他的球技越来越糟。他仍然时不时地展现出他作为伟大球手的一面，甚至仍然能打出一百四十七分，但他再也没有参加过我天天要面对的这种艰难的比赛。你必须体验输球的滋味，学会如何承受，才能真正成为赢家。
午夜比赛是一种午夜开始、早晨十点左右结束的赛事，它也常常被称作“墓地”。我参加过几次这样的比赛，但我一点也不喜欢，因为我到了凌晨两点就开始迷糊了。他们采用一种让分的比赛规则，而且里面有许多欺诈行为。我会先让某人六十分，结果他却一口气连得八十分战胜我。于是我开始想：这家伙打得比我还好，我怎么还要让他六十分呢？我非常痛恨这一点。那里有许多冒名顶替的家伙——我们习惯称他们为“土匪”。 

 职业——业余赛也让分，但要公平的多。马塞尔?加夫勒可能会在每一局让我十四分或七分。这虽然看上去好像不多，但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情况中，这点让分至关重要。尽管如此，这种让分的做法仍然很荒唐。比方说，韦利?索恩会让彼德?艾伯顿十四分，而实际上真正需要对方让分的是韦利。这是因为艾伯顿常常去各家俱乐部打球，习惯在很破的球台上打球，而只要球台稍微有一点颜色不对，韦利就会大发牢骚。他甚至还抱怨职业比赛的场地条件。而我却非常喜欢这一点，因为你得适应。 

 有时候，业余球手的水平比职业球手还要高。比方说，迪恩?奥凯恩会来到伊尔福德与肯?达赫蒂对局，但肯对他来说属于另一个级别。他们的输赢可能会是八百英镑，而这笔钱对于当时的肯来说是笔很大的数字。于是，我父亲会下三百英镑，肯下二百，别人再下剩下的钱。我父亲常常给人提供这种经济上的后盾。 

 有时候，肯在伊尔福德的时候，布莱恩?摩根（他也是位非常不错的球手，现在世界排名约在第三十位）会在巴西尔登。两地之间只相隔二十英里，竞争就会变得异常激烈。巴西尔登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布莱恩更强，而伊尔福德的每个人都知道肯技高一筹。他们俩会为奖金数的高低展开较量，布莱恩有一次甚至因为奖金少于一千英镑而拒绝比赛。肯当时没有钱，于是我父亲便说，“好吧，我来出这一千镑。告诉布莱恩，你愿意在任何地方任何球台上和他过招。”结果，这场比赛从来没有发生过。
埃塞克斯一直是斯诺克强手如云的地区。那里有马丁?史密斯、戴夫?吉尔伯特（这是现在还常见的那位吉尔伯特么？——撒问）、尼克?特里、约翰?赖特、加里?费尔特尼斯、乔?奥伯伊和托尼?普特南。你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些人的名字，但所有这些人都是高手。托尼?普特南后来退出了斯诺克，过去十年一直在我母亲的色情行业工作（此处应当是有误的——撒注）。 

 我从尤金?休斯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以伊尔福德为自己的大本营，是爱尔兰的顶尖选手。因此，当肯?达赫蒂这样的爱尔兰年轻球手来到英国时，他们都选择了伊尔福德，而尤金则像一位父亲那样对待他们。前足球明星兼作家埃蒙?邓菲一直与尤金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请尤金照料这些少年，而他本人则在金钱上帮助他们。结果，伊尔福德成了爱尔兰选手的聚集地，而附近非常出色的巴尔金俱乐部则尽是一些英国土生土长的天才球手，像尼克?特里、托尼?普特南和加里?费尔特尼斯。 

 我在伊尔福德和巴尔金俱乐部都是会员，因此我每周去这家俱乐部四次，去那家俱乐部三次。除此之外，我还在家中自己的球台上练习。到我十四岁时，只要我不上学，我每天就会练习六到七个小时，而上学的时候，每天则为三到四个小时。这便是我的家庭作业。我总是将自己学校里的家庭作业交给一个名叫法塞尔?纳迪尔德男孩，付钱让他替我完成。他很聪明，但我告诉他别把我的作业写得太好，不然老师就会知道那不是我做的。法赛尔和我在同一个班，因此我们会一起去学校注册，然后他去听一些高深的课程，而我则去上那些最简单的课程。我给他五英镑，让他替我完成作业，而他写完后我甚至都不用再抄一遍，我只是每天早晨在点名处从他那里拿来就行了。他做得非常好，我的作业每次都是C和D，这让我的老师们很满意，也让我的父母很满意。 

 业余球手圈子里有一些非常出色的球手，完全可以成为一流职业选手，但他们对待斯诺克的态度有些不对头。尼克?特里如果把精力放在斯诺克上，完全可以成为非常出色的职业球手，但他长相英俊，早早地就开始与不同得姑娘出去约会，结果从此一蹶不振。他毁了自己的生涯。我记得我有一次连着为他捡球就达七八个小时，直到我脚上起了泡，再也坚持不下去为止。不过，那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体验，而且也是你必须具有的经历。我现在也对一些小孩如法炮制。我不能心软，我每次走到球台旁都想打出一百分。虽然这当时令他们很痛苦，但我相信这对他们有好处。
我十三岁那年，与肯?达赫蒂建立了非常别扭的搭档关系。那可能是我所经历过得最艰难、最灰心丧气的事。他在我们家我的台球室里和我一起打了三天球，我最后对他说，“肯，我得出去一下。”他说没事，然后便拿起他的球杆盒走了。半小时后，他又回来了，因为他忘记了拿一样东西，结果看到我还在那里练习。我只是想让他离开我家。我感到很羞耻，因为我相信他一定认为我和他打球感到非常沮丧，再也受不了了。由于他总是获胜，他对我一点怜悯之心也没有。他一心想赢。 

 第二天，我在巴尔金的一项比赛中抽签，结果对手居然真的是他。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也是我的运气。但他没有去。如果你比赛迟到了两分钟，人们就会说，“好了，你放弃了。”然后替补选手就会上场。半小时后，我在想，我运气还算不错。可就在这时，肯打来了电话，说他刚刚起床，并问他抽签后的对手是谁。当人们告诉他是罗尼时，他说，“我稍微晚一点，他介意吗？”他知道，按照比赛规则，这场比赛应该取消，所以他说如果我想和替补球手对局，他不会介意。组织者过来问我，“你想和他对局吗？”我心中在想，“不，我不想和他较量，那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可是我说，“要，我要和他对局。”他最后终于来了，组织者给我们安排了一张球台。我在比赛过程中有的是机会，可我一次都没有把握住。他也打得很糟，却仍然以4:0胜了我。我只是心里感到害怕，我太尊重他。他从心理上摧毁了我。我把他当成了神，而不是和他在打球。肯当时是世界业余冠军，也是世界青少年组冠军，正准备转为职业球。他从爱尔兰来英国只有一两年，和六七个其他爱尔兰球手合住在伊尔福德一座租来的房子里。他们靠在俱乐部打牌以及在职业——业余斯诺克赛中每次赢得一千英镑生活。他们都比我大六七岁，我小时候他们都不喜欢我。我想他们大多数今天也仍然不太喜欢我。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我太多嘴或华而不实，还是什么。我觉得他们认为我是个幸运儿，因为我父亲有钱做我的后盾。 

 许多人认为有钱就能使你成为世界冠军。人们偶尔也说，“你达到这一步是因为你父亲有钱。”并且认为如果他们也有足够多的钱，也能像我那样整天练球，他们也能成为世界冠军。这些人通常也有一个年轻的儿子在踢足球或者在打斯诺克。他们说我之所以能取得神速进步，是因为我家里有张斯诺克球台，想练多久就练多久。公道地说，我相信拥有自己的球台的确对我有利，但我也同样相信，拥有自己的球台并不一定就能使你成为世界冠军。
肯星期一会在俱乐部里与一位同样有自己球台的名叫米基?罗瓦特的人打球。米基根本谈不上是个好球手，但肯仍然愿意和他打上五六个小时，而这家伙只是忙于替肯从球袋里将球捡出来。我当时十四岁，却可以让米基五十分，而且仍然能闭着眼睛赢他。我只是无法明白为什么肯——他刚刚转为职业球手——会愿意和米基打球，因为米基根本不和他在一个水平上。我因此感到非常沮丧。如果他在那里和米基打球，那意味着我将一整天没有机会和他练习。而我当时唯一想要做的就是和肯打球，或者至少在他的好球台上打球。肯的球台和其他球台在档次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那就像在地毯上打球，而不是在光滑的溜冰场上。我在俱乐部里用的球台通常脏极了。 

 我通常会对肯说，“我们明天打一场球好吗？”他会说，“不行，因为我已经答应米基了，不过我星期四可以和你打一场。”结果，我就要等两三天才能轮上与他较量，而到那时我已经在破烂不堪的球台上打了很久，已经变得无所适从，常常需要一两个小时才能真正将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然后，我又会一连四五天没有机会和他打球，我的水平又会直线下降。 

 尽管米基的球技非常糟糕，他却是职业球手。谁都可以成为职业球手。你只需交五百英镑申请费，每次比赛时交一百英镑参赛分就可以了——这就是职业球手。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就是上一次电视，结果反而大失所望。你在斯诺克到处都能碰到这种抱有巨大幻想的人。 

 一天又一天，我就这样坐在俱乐部里看着他们，希望米基说，“肯，我不想再打了，我已经够了。”可他似乎天生喜欢被人惩罚。有时候终于看到他回家了，结果发现他冲了个澡，晚上又西装革履地背着球杆盒来到俱乐部，准备忍受更多的耻辱。这意味着我连晚上也没有机会，我真是又气又恼。 

 我知道肯很烦我，因为我总是问一些令他恼火的问题。他脸上有条伤疤，我有一天问他，“肯，你那伤疤是怎么弄得？”他说，“别做一个爱打探别人事情的小混蛋。”这句话让我很害怕。我以为自己一定惹恼了他，所以我心里也感到很不安，因为他在我心中就是个英雄。我总是跟着他，看着他将球打进球袋，然后替他将球取出来。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他好像从来不会打空球。我心中想，如果我模仿他的击球方式，也许我也能成为他那样。于是我开始模仿他的一切——不仅模仿他的运杆动作和对待斯诺克的态度，而且模仿他击球后张嘴的样子。但是，模仿肯是我斯诺克生涯中最糟糕的一件事。他的手非常松弛，张得很开。我将他的动作模仿了整整三年，现在终于知道那是肯自己特有的风格，一点也不适合我。由于当初模仿肯，我现在总是喜欢击打母球的中下点，而不是它的正中央。这些都是我与我的教练现在力图克服掉的小毛病。在我模仿肯之前，我的球风很像斯蒂夫?戴维斯。我会把球杆往后缩，将手臂伸直。我自己认为，如果我坚持采用“金块”戴维斯的技术，再将其余我喜欢兴奋的球风结合起来，我很可能现在已经获得三个世界冠军了。斯蒂夫?戴维斯是我的第一个英雄，因为他总是赢球。我今天回过头来看我自己十四岁的录像时，我发现自己当时的球风所模仿的就是斯蒂夫，所以我试图重新回到我当时的技术上去。不过，看过去的录像也让我非常难受。我现在得向前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总陷入问题当中。我的斯诺克生涯不仅应该如此，我的生活也应该是这样。
我十三岁第一次在比赛中战胜了肯，他对我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刚开始对他构成威胁，他对我说话的口气就有了改变——对我热情得多，也尊重得多，“还好吗,罗尼？你赢了那场比赛吗？”虽然他和每个人都打招呼，但我可以感觉到他在关注我，就像一个大哥哥，而我喜欢这样。我们现在相处得非常好，他为人不错。
经历了中学里最初几年的安静生活后，我开始变得比较爱捣蛋。 在我读中学三年级和四年级时，校方把所有调皮的孩子都集中在同一个班里，结果我们常常会在课堂上闹翻天。学校会经常安排一些代课老师来教我们，因为我们的老师要么被气病了，要么不敢再来教我们。后来，连代课老师也会在课上到一半时精神崩溃，当着我们的面承认自己教不下去了。当有位老师威胁说要将我们送到校长那里去时，我们只是说：“好啊，”然后接着聊天。对于老师来说，那一定像一场噩梦。 

 吃午餐时，我常常和乔治以及其他几个朋友（罗伯特?扬、理查德?巴沙姆、克里斯?约翰斯顿）一起去台球室，他们会把午饭钱交给我。我不喜欢用别人的钱去打球，因为我一想到他们会输钱就受不了。不过我从来没有输过，尽管我比赛时只能随便在那里的杆架上取一根球杆。俱乐部里时常有几个人。“想打一局吗？”我说。“每局两英镑。”我会让他们三十分，其他大孩子则将他们的五十便士押在我身上。第一局结束后，我会提出将他们的钱加倍。最后，我们离开那里时能挣到大约十英镑，然后大家一起涌向卖炸鱼块和薯条的快餐店。我们会带着一大袋油炸鱼和薯条慢慢走回学校，而且刚好赶上下午课。 

 我所有的朋友对足球的兴趣都要远远大于斯诺克。乔治的足球踢得非常棒，大家都说他长大后会效力于西汉姆队。我为他感到高兴，但同时又感到气恼，因为我的朋友们对斯诺克都一窍不通，因此不知道我打得有多好。如果我的足球水平能像我的斯诺克水平那么高，我一定会成为学校里最受女孩们喜欢的男生。但是斯诺克不像足球那样吸引人。人们甚至都不把它真正当作一项体育运动。 

 虽然我在学校里的表现糟糕透顶，但我总有办法和那些举足轻重的老师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比方说校长查隆先生和副校长阿伯特太太。阿伯特太太非常喜欢我，在她的眼里我决不会做任何坏事。我毕业后回去看望过她，她张开双臂抱住我，并大声叫道，“罗——尼！” 

 我还在读书时，她就曾经给我父母写过一封信，说我父母一定为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我参加一项名叫“伦敦东区经典赛”的赛事，而且上了电视。要想获得资格参加那项赛事，球手必须首先赢得他所在的俱乐部的胜利——他必须以一局决胜负，而且必须战胜六名对手。然后，获胜者进入下一轮，又必须赢六局。在第二轮的比赛中，几乎没有人从我这里赢得一分，因为我一开球就分别得到了七十、六十、八十、九十、七十和六十分。结果我获得了参加“伦敦东区经典赛”的资格。父亲带我去了商店，将我从头到脚地武装了一下：衬衣、礼服、和斯蒂夫?戴维斯一样的背心——后背没有扣环。我心中在想：我一定要在电视上显得英俊潇洒。 

 电视转播的第二天，我在学校上烹饪课。麦克费太太又是一位你惹了她就会吃不了兜着走的老师，不过我和她关系不错。她喜欢戴不同颜色的隐形眼镜，因为她对猫情有独钟。结果，她的眼睛今天是碧蓝的，明天是碧绿的。我总是看着她的眼睛，心中想“哇”！她长得不漂亮，但她身上有迷人之处：为人和善，很性感。但是还有另外一位老师在听课，是海斯太太。当时的海斯太太非常漂亮，也非常温柔，有着天使般的耐心，而麦克费太太正好相反。因此，如果我们想捉弄海斯太太，麦克费太太只要朝你看一眼，你就会立刻悬崖勒马。那就好像见到“好警察”就放肆，见到“坏警察”就收敛的游戏。麦克费太太那天说，“好了，我们今天不学什么烹饪，改为看录像。我们班昨天有人上了电视。”我这时在想，天哪，是我。 

 她打开录相机，班上所有的孩子都在看着我，想知道我究竟是如何上电视。他们晚上十点钟大概早就上床睡觉了，而ITV电视台的直播是在晚上11:30分。我的对手是斯蒂夫?温特汉姆。他曾经是英格兰业余冠军，而且是历史上年龄最小的十六岁以下冠军。他当时二十三岁，获得过许多重大比赛的冠军。他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安全球，但我仍然将红球打进了中间的球袋，然后打出了七十五分——我第一次在电视上打出单杆过百分（75分和单杆过百好像还差不少，译者真部负责人，这书的编辑也比较白痴——撒说）担任电视评说的是“金块”斯蒂夫?戴维斯，他非常激动。我在那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在电视上的表现，所以我坐在那里看着录像中的我，开心极了。虽然我在“伦敦东区经典赛”半决赛中输了，但我仍然为进入前四名赢得了一个奖杯。我上了电视的消息像旋风一样立刻传遍了整个学校，大家走到我跟前问我：“你会成为顶尖斯诺克球手吗？”
我十四岁那年参加了一次表演赛，对手是斯蒂芬?亨德利。亨德利有一个专用司机，叫约翰?卡罗尔，现在仍然在给他开车。约翰为斯诺克经理伊安?道尔工作，为道尔手下所有的球手开车，替他们买吃的东西，替他们付旅馆账单，替他们处理斯诺克球手在比赛时经常遇到的各种问题。如果球手们没有比赛，他则像朋友那样对待他们。在这种表演赛期间，父亲在男卫生间里与约翰?卡罗尔聊上了，问他那天晚上为什么会在那里。 

 “我给斯蒂芬?亨德利开车，”约翰说，“我还要注意一个名叫罗尼?奥沙利文的球手。” 

 “哦，我是他父亲。” 

 他们聊了起来，结果发现伊安?道尔想当场就与我签约。但是，由于他知道我父亲很有钱，所以他又认为和我签约成功的可能性不大，结果他们连合同都没有准备。他给我的合同很可能与他给所有其他新球手的合同一样：一辆赞助的汽车，所有比赛的报名费，回报是比赛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及球台外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非你上过几次一个名叫《超级单杆过百》的电视节目，或者参加过两次一晚四百镑的表演赛，否则你的收入只能如此。对于大多数球手来说，这份合同上的安排只能让你解决温饱。当然，如果你能取得一些好成绩，那么伊安?道尔就会开始替你拉赞助，并管理球手的日常事务。可是他认为我不会需要这些，因为我父亲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所以他打了退堂鼓。 

　　那天晚上，刚刚获得世界冠军的斯蒂芬?亨德利与女子世界冠军艾莉森?费希尔（现在经常在九球桌上见到的Fisher——撒注）对局，五局三胜，并同时与当地的六位业余球手每人打一局。轮到我和他较量时，他开球就得了四十分，接着我将比分追平，双方比分就这样交替上升到最后一个红球。我本来可以打出一个安全球，给他设置障碍，但是我父亲在人群中叫道：“打那个双分球。”我听从了。其实我并不真想打出这样冒险的球，因为我非常想战胜世界冠军。但是我想，斯蒂芬?亨德利是这场表演赛上的明星，我只是个与他较量的孩子。如果我父亲认为我应该打那个双分球，那应该是正确之举。于是我瞄准了那个双分球，没有击中，斯蒂芬清了台。 

 我当时对父亲言听计从，只是现在才意识到他当时那么说有他自己的道理。斯蒂芬?亨德利是世界冠军，而我当时才十四岁，父亲不希望我竭尽全力去给他一个下马威。他只是希望我从比赛中得到乐趣，击球时要尊重斯蒂芬。他那天晚上什么也没有对我说，但我心中知道他看到我与斯蒂芬?亨德利较量时非常骄傲，而且感到洋洋得意，因为伊安?道尔派卡罗尔来关注我。 
  
 我现在仍然参加表演赛，与那些想放松一下自己的人打一场。不过，大家去比赛现场主要是想看我上台，看我一开球就打出一百分。有时候，你会连续二十分钟打不进一个球，这不仅让你很难堪，也让观众感到很乏味。 

 我父亲小时候曾梦想成为足球明星，可当他认识我母亲时，他放弃了自己的足球梦想，为的是要在布特林多挣几个钱。他最接近实现自己体育梦想的举动是三十岁时参加了半职业足球赛。他的许多队友都比他小很多，都叫他“乔治老二”。我知道最让他开心的莫过于让我成为职业运动员。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在实现他的梦想。

第三章　悲剧性的插曲 

 克里斯?布鲁克斯非常了不起。他十六岁，比我大两岁，是我的双打搭档。我们组成了强大的阵容，几乎是战无不胜。我们每年都赢得了埃塞克斯双打冠军。我周末会住在他家，然后和他一起去参加比赛。克里斯的父母巴利和梅威斯常常开车送他去参赛，我便搭他们的车一起去。每次比赛结束后，我都会回到他们家或者和他们一起去俱乐部吃点东西。然后，他们会在星期天晚上开车送我回家。我每个周末都和克里斯在一起，因此我们也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 

 我们一起跻身于少年组排名上，在一起打了六年球。双打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项目。如果你选错了搭档，或者对搭档吹毛求疵，那么双打也会逼得你发疯。但我和克里斯是天生的一对。我们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如果我们有一方没有打出水平，另一方一定会正常发挥。我们俩的斯诺克球风也非常相似，都是进攻型球手，只要出现机会，我们一定会抓住。 

 我们每年参加的真正意义上的比赛实际上只有一项：埃塞克斯双打赛。但我们连续三年都赢得了冠军。没有人能战胜我们。我常常想究竟是为什么让我们成了如此出色的一对双打。我最后认定，这是因为我们非常亲密，彼此了解对方、信任对方。在克里斯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能找到像他那样的双打搭档。坦白地说，我一直没有能找到可以搭档的人。我曾经和吉米合作过，虽然我们是好朋友，但我们却不是完美的组合。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斯诺克越来越投入，对赢球越来越渴望，而克里斯则选择了另一条人生道路。他交了个女朋友，练球的时间比以前少得多，参加的比赛也没有以前那么多。我们有一天认真谈了一次，他的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刚刚找了个经理，不仅给他钱，还支付他所有的参赛费。他对我说，“我已不在乎输赢。我只是当我经理在场时才全力以赴，而你天生就想赢球，因为你喜欢比赛，因为你不喜欢输球。我没有这种动力。” 

　　他的话有道理。我渴望获胜。他直言不讳地说出他的看法，这一点对我的意义重大。他说他也希望自己能像我一样投入。他非常坦诚地对待他自己和别人——他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和我打球时从来不嫉妒我的孩子。没有求胜欲望当然成不了冠军，而我知道自己很幸运，因为我有求胜欲望。我从来不会带着自己会输球的想法去参加比赛。我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发挥欠佳，但我仍然认为自己不会输球。我只是最近这几年才意识到这种态度多么重要。如果你心态好，就不一定非得需要最高的球技。我见过许多有着世界上最杰出天才的球手，就是因为他们心态不对，结果没有能成功。但是，那些心态好，并且有一定球技的人却能够成功。 

 拿丹尼斯?泰勒为例。他是世界冠军，但他绝对不是天才型的选手。他所拥有的一切就是决不服输。我记得我曾在谢菲尔德和他较量过，他这个人输不起球。我当时想，你的运动生涯已经穷途末路，而我还年轻，正处在上升阶段，可他仍然脸上挂着怒容。谢菲尔德球馆有两张椅子，椅子之间有扶手，而他骑着扶手坐在两张椅子上，不让我坐下。我们都叫他“龙虾”，因为他一输球就面红耳赤。我当时认为他那样做很可悲，但他如果没有这种求胜的欲望和心态，恐怕一场比赛也赢不了。 
　　 
　　一天，我和克里斯像平常一样驱车去伯明翰，一起参加那里的一项比赛。他已经输了，而我与对手打成2:2。我对克里斯说，“你等我打完这一局，如果我输了，我就和你一起回家。”结果我赢了，因而没有能坐他的车。我们俱乐部的另一位球手斯图亚特?里尔登开车，车上还坐着在附近的德伯顿打球的另一位球手，名叫马丁?卡罗琳的另一位球手。他们出了车祸。他们从伯明翰出来时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但是半道上突然想起来马丁把球杆落在他在德伯顿的俱乐部里了，于是他们立即掉头返回。他们发生车祸的那个弯道臭名昭著，那里的限速是每小时三十英里，可即使是那样的速度也会出事。第二天，我应该去参加另一项比赛，但接我的车没有出现。我给另一个球手打了电话，问他，“怎么回事？你没应该来接我。” 

“你没有听说吗？”他说，“克里斯和马丁遇到车祸死了，斯图亚特开车，但他活了下来。”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赶到了比赛现场，看到大家都在流泪，但是我没有哭。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但我只想走到球台旁继续比赛。直到我和母亲去参加葬礼时，我才回过神来，悲痛欲绝。我母亲相信上帝，她对我说克里斯现在好了，可以平静地安睡了，可我只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在参加葬礼之前，我无法接受所发生的这一切。当我看到人们穿着黑色的礼服，在向死者做最后的告别时，我才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再也见不到克里斯了。

第四章 父亲进了监狱 
  
我没有参加考试就离开了学校。我一直想转为职业球手，但转为职业球手的过程却与我原来想象的大相径庭。即使是现在，我也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改变当时的情形。 

 在我看来，即使在我转为职业球手之前，我也基本上是个职业球手。说到底，我一直在参加职业——业余比赛，与职业球手对局，而且成绩也不错，并在全国各地巡回参赛也已经有两年了。我也已经有了自己的经纪人，而且不是一般的经纪人，是大名鼎鼎的巴利?赫尔恩。他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斯蒂夫?戴维斯的经纪人。 

 我第一次与巴利接触是在我进行英格兰业余冠军赛决赛前，我当时十五岁。我在那场比赛中第一次打出了一百四十七分，成了历史上赢得最高分的年龄最小的人。尽管我后来创下过许多其他纪录——比方说最快以五分二十秒打出一百四十七分——但最让我引以为荣的仍然是打出一百四十七分最年轻球手这一纪录。我想这个纪录大概还将保持一段时间。这显然让我名声大噪，我的名字一定广为人知。我有一天正在家里练习时，我父亲大声叫道，“有人打电话找你。” 

 “是谁？”我问。 

 “是巴利?赫尔恩。”我父亲回答。 

 我以为他是在和我开玩笑。巴利?赫尔恩怎么会给我打电话？ 

 “你好，罗尼，”他说，“我是巴利?赫尔恩。我要和你说两件事。一，去赢得星期六的业余冠军赛。二，我想成为你的经纪人。” 
  
 “好吧，”我说。我当时惊呆了，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你接到巴利?赫尔恩的电话时还能怎么样呢？我同时也感到有一点伤感。到那时为止，我的经纪人一直都是我父亲，一直都是他和我，但我父亲非常支持让巴利当我的经纪人。他知道，如果我想在斯诺克界有所发展，我最终肯定会需要合适的经纪人，而巴利显然非常合适。 

 “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我所能带到的最高地步，”父亲说，“而他是斯诺克界最了不起的经纪人。我只希望你能得到最好的。” 

 两天后便是英格兰业余冠军赛的决赛，我得对手是斯蒂夫?贾德。贾德的球技非常糟，但他那天却连连得手，最后他赢了。我非常伤心。 

 比赛结束后，父亲走到我面前说，“别灰心，巴利?赫尔恩在这里。” 

 太糟了，我想，我该对他说什么呢？ 

 巴利走过来对我说，“别往心里去，打起精神来。你想明天和我一起去谢菲尔德吗？”就在我进行决赛的同时，克鲁斯堡球馆正在进行世界锦标赛的半决赛。 

 “可以，我非常想去那里。”在那场决赛中，约翰?帕洛特将战胜巴利经纪的吉米?怀特，那也将是我第一次见到吉米的朋友。
吉米在半决赛中战胜了斯蒂夫?詹姆士之后，巴利直接赶过来看我的决赛。我想，混蛋，他一定非常看重我。事实果然如此。我和他签了一份三年合同，到期后又续签了一次。许多人说巴利不关心他的球员，说他从来不到比赛现场，但这倒恰恰挺适合我。我可不想在自己竭力取胜的时候看到巴利坐在第一排座位上，那会给我增添不必要的压力。我更愿意一个人在打比赛，只有我的朋友戴尔陪伴我、鼓励我。巴利?赫尔恩是我这一生中见过得最可爱的人。他待人真诚，直言不讳，而且实事求是，从不浪费时间。 

 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父亲仍然是第一位的。签约后最大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比赛和表演赛开始邀请我参加，这对我积累经验非常有帮助。其中一种经验便是出国比赛。几个月后，我正在泰国参加世界业余冠军赛时，突然接到了我母亲打来的电话。电话是半夜打来的，所以我知道一定出了大事。 
  
 “我有事情要告诉你，”她说，“但我不希望你做任何事，一切都会好的。” 

 “究竟出了什么事？告诉我，告诉我，”我说。 

 我知道肯定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糟糕的事。 

 “你爸爸被捕了，”她说，“他已经被拘留。他参与了斗殴，结果有人被打死了。” 

 我一下子瘫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哭了起来。我外出比赛时总是由强尼?奥伯莱恩照料我，他从我手中接过电话，和我母亲聊了起来。我感到他其实早就知道了。我回忆起在我们动身去泰国前一星期，我们在参加阿姆斯特丹的一项比赛时，斯诺克俱乐部里曾经有过一个电话。强尼去角落里接了电话，而我当时就能感觉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但他什么也没有提及，而我后来也忘记了。 

 我当时每次比赛都大获全胜，局势一片大好。可几乎就从得知这消息那一刻起，我就垮了。说来也怪，这并没有立刻影响我的比赛。我继续参加比赛，而且差一点得了满分。我打进了十三个红球、十三个黑球，但在下一个红球时没有打中一个七分球，结果与价值两万英镑的沃尔沃汽车失之交臂。在接下来的两三场球中，我的表现仍然不错，然后我就开始挣扎。我的心理已经垮了，我脑子一片混乱，没有任何感觉。
一个星期前在阿姆斯特丹时，我快乐至极。强尼在阿姆斯特丹接到那个电话的前一夜，我非常开心。我刚刚获得了比赛的冠军，刚刚见到我的老朋友克里斯?斯卡隆，我们和强尼一起去了红灯区。我们第二天回了家。我们刚刚搬过家，母亲正忙得一团糟，我则不停地拿她开玩笑，“瞧瞧，女强人，这里得管，那里得管，你什么都得管。”我说。 

 “闭嘴，罗尼，”她说，“我有正事要做。” 

 我放声大笑，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她在担心什么。 

 她三天后告诉我，巴利要我比计划稍早一点去泰国。 

 “为什么？”我问。 

 “因为电视台和杂志要对你进行采访，”她说。她非常清楚什么东西能吸引我。 

 太棒了，我想。于是我提前一星期去了泰国，到了那里后却发现并没有电视采访，也没有杂志社采访。我到泰国已经两天了。唯一所做的事就是去斯诺克俱乐部练习。这当然是件好事，可那里只有我一个球员，谁也不想采访我。我当时觉得事情有一点古怪，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母亲为了让我离开英国居然编造了这个借口。在接到母亲电话后的三天里，我表面上显得没事，但我内心已经崩溃。我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为父亲赢得比赛的胜利。这是我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估计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能赢得冠军，如果我能赢得任何比赛的胜利，也许这能给他带去一丝安慰。我知道他多么爱我，多么为我感到骄傲，看到我在斯诺克比赛中获胜会多么高兴。我也知道他非常清楚我的实力，清楚我能取得什么成绩。如果我没有实现目标，我不仅会让他失望，而且会让他多一份内疚。我不能让他失望，因为他从来没有让我失望。我报答他的方式，我让他坚强起来、开心起来的方式，就是在球台上获胜。 

 如果这听上去能让我集中精力的话，我并没有做到。我的心理已经垮了。现在回忆往事时我能够明白这一点，但我当时却无法明白。我当时的对手是威尔士人大卫?贝尔，我的注意力糟糕透了，我只好在地上嵌一枚硬币，想靠它来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我觉得这总比像以前那样盯着地板要好。我仿佛在梦中，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久久地盯着那枚硬币，可一点用也没有。大卫以4:3战胜了我，我输了之后掉下了眼泪。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我这时忽然意识到，母亲和巴利让我在点去泰国，是因为他们以为等我从泰国回来时，父亲会已经回家，一切都已解决，一切只是个可怕的误会，根本不需让我知道。然后，巴利对我母亲说，“这次是来真格的。我认为你最好给罗尼打个电话，把事情告诉他。” 

 在泰国期间，我一只觉得我和强尼之间有点不对劲。他从来不搂着我，也不像那通常那样待我。我后来才知道，他哥哥也和我父亲的案子搅在了一起，但他最终只是被判聚众斗殴。也许强尼不知道我当时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痛苦，但他没有给我任何安慰。我最后不再和他说话，甚至都无法看着他。 

 输了球之后，我朝着旅馆走廊的墙壁砸断了球杆，然后又哭了起来。我在电话里对母亲说，“我让他失望了，我让他失望了。” 

 “你没有让任何人失望，”她说，“我们都爱你。爸爸会没事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坐上飞机，回到家后我们一起去看爸爸。” 

 这正是我想要做的：去看爸爸。 

 “把你的东西收拾好，”母亲说，“我们去机场接你，然后我们一起去。” 

　　巴利?赫尔恩的司机罗伯开车将母亲送到了机场，接了我们之后直接去了监狱。我们坐的豪华轿车停在了布里克斯顿监狱外。我还从来没有去过监狱，所以那里的一切让我感到非常震惊。我不敢相信我父亲会被关在里面。我一看见他时，心里在想：这不是我父亲。他穿着统一的囚服，看上去憔悴不堪，因为他在单人囚室里被关了两个星期。监狱里的伙食不好，他显得脸色很苍白。他以前一直是乐观向上，但他在这里看上去与其他囚犯没有两样，只是一个犯人。 

 我抓住他说，“我们要把你从这里弄出去，我们要把你弄出去。”我在哭，他的脸上也流着泪水。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见他流过泪。 

 “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他说。“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要集中精力，照顾好你妈妈。妈妈好好的，我也好好的，你别为我担心。你要来看我，要给我写信，我也会给你写信的。” 

 那是让我心碎的一刻，即使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会热泪盈眶。那仿佛就像是昨天。 

 见面的时间只有二十分钟。“吻我，拥抱我一下，”父亲说。我大声哭了起来，他朝我挥手，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看望完父亲之后，我们直接看车去了我的学校。我看见了副校长阿伯特太太，她早已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应该是妈妈告诉她的。 

 母亲对她说，“罗尼得请一段时间的假，暂时不回学校来了。” 

 “可以，”她说，“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你可以请一段时间的假，让心情平静下来。” 

 我的学校生涯就此结束，我再也没有返回学校。那是我第五学年的第一学期，也就是我将要获得中学毕业证书的学年，学期刚过了一半。我几乎一离开学校，就立刻有了正式的女朋友皮帕，也就是罗伯特?查普曼几年前在黑斯廷斯试图介绍给我的那个姑娘，而我当时紧张得根本都不敢看她一眼。父亲被起诉后不久，一个星期四晚上，我们在斯诺克俱乐部相见了。这是我自从十岁开始想入非非以来第一次看见她。我把她带回家后说，“我星期六去比利时，你想和我一起去吗？”我甚至都没有亲吻她。她说愿意，我想应该算是大功告成了。我们一起飞到了比利时，飞机着陆后，在去旅馆的车上，我搂住她并吻了她。从抵达旅馆的那一刻起，我只是在去打球时才下床。那时我度过的最销魂动魄的一个周末，而且我还获得了比赛的冠军，赢了一千英镑！ 

 每天晚上六点钟左右，我几乎总是昏昏欲睡，因为我晚上难以入睡。可到了晚上十一点，我立刻精神倍增。我就像一只蝙蝠。我会打出非常精彩的球来。有一场比赛的对手是比利时冠军斯蒂夫?勒敏斯。他的经纪人就是那家俱乐部的老板。比赛进行了电视直播，大约六百名观众到现场看比赛，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希望能看到我输球。皮帕虽然坐在后排，但知道她在那里看着我，确实让我感到非常兴奋。我非常喜欢那一切：人人都希望看到我输球，我是个外国人，但我的女朋友在看着我。太棒了。我以4:3获胜。 

 除了皮帕外，也许唯一希望我获胜的是我的比利时铁杆球迷。这是一位身材矮小，几乎是侏儒的比利时姑娘。她和她的两个朋友一起来看我的比赛。后来，在我转为职业球手后，我每次在比利时比赛时，她都会做在前排观看，而且总是送给我一些小礼物。我永远忘不了她，因为她是我的忠实球迷——如果我输了，你可以看到她脸上伤心的表情。 

 我虽然在比利时获得了胜利，但和皮帕刚开始认真交往起来，我就开始输球。我甚至在那些职业——业余赛中都无法获得冠军。我和她鬼混了将近五个月，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她身上，而不是在台球上，直到父亲于1992年2月被假释回家。我当时正在斯诺克俱乐部，忽然接到母亲打来的一个电话。她在给所有她认识的有钱人打电话，问他们是否能为我父亲凑钱担保。那是星期五下午，如果我们不及时赶到监狱的话，他周末就得待在监狱里。所以每个人都在急急忙忙四处凑钱。他的保释金为五十万英镑。 

 在我父亲出事后，我的斯诺克老朋友罗伯特?查普曼一家真是太好了。我父母以前总是和他父母在通电话，因为不是罗伯特在我家就是我在他家，但令人惊奇的是虽然我和罗伯特是多年的朋友，我们两家父母却一直没有见过面。我母亲第一次见到他父母是在我父亲被正式指控之后。罗伯特的父亲雷伊为我父亲提供了保释金，他母亲安吉泽在我母亲后来进监狱时照料我妹妹。但这是后话。 

 我在利兹打球时的一位朋友迈克尔?里奇专程过来看望我们，他开车将我送到了监狱。布里克斯顿监狱大门外大约站了三十个人。大门开了，父亲站在那里：他瘦得皮包骨头，手里拎着一只大木匣，里面装着我们写给他的每封信，以及他所收集的零星物品。大家齐声欢呼，我们一起涌上前去。他紧紧抱着我母亲，而我只是站在那里望着。然后，他又紧紧地抱着我，我也紧紧地抱着他。 

 在驱车回家的路上，我将近六个月来第一次看到父母在一起。我当时想，事情会好起来的，我们又是一个家庭了。
 我们家里挤了大约四十个人，大家一直待到凌晨一点左右。我非常疲倦，告诉爸爸我得上床睡觉了，因为我上午还要参加威克福德的一项比赛——规模不大的职业——业余赛，三十人参赛，冠军的奖金为四百英镑。早晨八点，他走进了我的卧室，焕然一新。他已经冲过澡，换上了以前的衣服。我望着她，心中在想，真是的，爸爸，你以前可从来没有在中午之前起过床。他前一天晚上对我说过，他早晨回来叫醒我。“真的吗？”我问。“因为你很少能起早。”但过了六个月的囚禁生活之后，早晨起床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难题。“快点，”他说，“我们要去威克福德。” 

 我们开着他的蓝色梅塞德斯去威克福德。车内在播放着歌曲，是迪肯?布鲁德唱的《永远离去的孩子》。这首歌响起时，我看到又有一滴泪水滚落了他的脸颊。他不想让我看到，于是悄悄将眼泪擦干，但这仍然让我很感动。 

 我们走进威克福德球馆时，每个人看到他都很惊讶。大家都认识他，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他要比对我友好得多，因为他很有人缘。他们看到他后非常高兴。 
  
 我完全不在状态，纯粹是在靠肾上腺素在打球。半决赛时，父亲说他可能看不到决赛了，因为他必须赶回家，去警察局报到。我感到很痛苦，因为我知道他非常不愿意离开。我在决赛中以4:1战胜了马克?金，并且打出了两个一百分和一个八十分。这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打出这么高的水平。所有的感觉似乎又突然都回来了。 

 父亲在被假释的期间和我认真谈了一次。他说，“这么说，你不想回学校了，是吗？” 

 “是的，”我说。 

 “如果你想离开学校，你就得按我说的去做。你必须在上午九点钟起床，必须每天跑步三英里，去台球馆，好好练习，回家吃晚餐，十点睡觉。这就是条件，否则你就回学校去。” 

 “我选择打台球。”我说。 

 可我仍然在混日子，仍然在与皮帕约会。 

“听着，”他说，“你要么想成功，要么不想成功。你必须在皮帕和台球之间做出选择。” 

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爱她，”我说，“该死的台球。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什么时候干什么就什么时候干什么。” 

“好吧，”他说，“我这就给巴利?赫尔恩打电话，告诉他你对台球失去了兴趣。我要告诉他你不打算在六月份转为职业球手。” 

“好啊，你去呀，你这就给他打电话呀，”我说，“我可以给伊安?道尔打电话，他可以当我的经纪人。谁都可以当我的经纪人。” 

母亲当时和父亲坐在一起，我们整整吵了两个小时。我想，不管他们对我说什么，我再也不愿意听由他们告诉我该做什么了。我反驳了又反驳。父亲不喜欢看到我在鬼混。他认为我正在毁掉自己已经取得的一切。最后，我怒气冲冲地冲了出去。 

 过了很长一会儿，父亲走进我房间，紧紧拥抱着我。“我非常非常爱你，”他说。 

 “我也爱你，”我说。 

“好了，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一个团队，不是吗？” 

事情就这么解决了。我们消除了误会，解开了心中的疙瘩。我仍然可以和皮帕约会，但我也将成为一名职业斯诺克球手。如果皮帕不喜欢这样，那我就会左右为难，但是她说她一点也不在乎。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在把这件事小题大做，可我觉得那就是我的处事方法。我可能感到不好意思告诉皮帕，我仍然对父亲的话言听计从。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已经十六岁了，认为自己该是个大人了，应该有自己的主见，应该告诉我父亲，说我想见谁就见谁。
我重新开始练习，技战术重新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六月，我去布莱克本的诺布雷克城堡，参加世界锦标赛的资格赛。强尼?奥伯莱恩仍然在照料我，而且我们已经和好如初。父亲在他被假释的几个月里已经将我重新调教好了。虽然我仍然和皮帕一起出去，但我知道自己将至少有三个月不能和她在一起。如果我输了几场比赛，那么在布莱克本的整整三个半月的时间里，我可能就有机会回家三四次。结果，我很早就得到了一次回家的机会，而且是在第一周过后。我已经打完了六场，已经获得了参赛资格，所以我就回家了。但是皮帕很不高兴看到我不在家，等我返回布莱克本时，我接到了她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我们的关系结束了。 

“听我说，我这就回家，我们好好谈谈。”我说。 

“不，别麻烦了，”她说这就挂了电话。 

我上床睡觉时，心情糟糕透了。 

这时资格赛已经进行四分之一，父亲的假释期限比以前松了一些，他只需每天到警察局报到两次。他问警方能否在这两个星期每天去布莱克本的警察局报到，警方说可以。于是，父亲就和我母亲以及我妹妹丹尼尔一起来看我。第二天，我在比赛中先是以0:3落后，但我追回来一局，中间休息时以1:3落后。我出来时，父亲说，“你感觉还好吗？” 

“不好，”我说，“出了一点事。” 

“出什么事了？” 

“我和皮帕，我们结束了。” 

“什么，结束了？” 

我点点头。 

“别为这件事担心。现在重要的是比赛。忘了她。将来会有数不清的姑娘来追你。赶快去好好打球，过两年所有的姑娘都会围着你转，而且都是初恋！” 

“是啊，你说得对。”我说，尽管我不同意他的话。我重新上场，以5:3赢得了比赛。从那一刻起，我把这件事完全抛到了脑后。 

要是那天父亲没有在那里，我肯定会输了那场球，然后会赶回伦敦，试图挽回这份恋情。我后来得知，她已经另外有了人，但我想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我离开她已经六个星期，而且我很可能还要在布莱克本再待六个星期。 

我在布莱克本参加比赛期间，接受了《太阳报》的采访。我告诉记者，我也去托特纳姆热刺足球队试过，但兴致不大，因为我所有的心思都在台球上。当然这不是真的——我的足球水平从来没有好到可以成为足球明星的地步。然后我接着又说我刚刚把女朋友甩了，因为这影响到了我的台球事业。所有这一切都白纸黑字地登在了《太阳报》上。大约一年后，皮帕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太阳报》上说的那些是怎么回事？你把我甩了？” 

“是啊，”我说，“我以为那样可以让你重新回到我身边。” 

“我和几个朋友坐在特内里费的沙滩上，看到了这篇文章，上面说你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我想，你是个谎话连篇的混蛋。”她说。 

“你这不是重新找回来吗？”我说。 

我们一起笑了起来。我后来又见过她几次，但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
我相信有些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有原因的，你命中注定要做你应该做的事。我之所以能够恢复状态，是因为父亲被假释，而且他让我重新找回了自我。我认为如果他没有活的假释，没有为我赶到现场，我可能早就一败涂地了，那一年也不可能赢得那么多比赛的胜利。我可能只会取得一两项比赛的资格，第二年回到球台上时可能心情会感到更加绝望。作为球手，我可能会重新从零开始，甚至可能会竭力与皮帕言归于好。 

在那之后，我偶尔也会与某个女孩建立起竭力维持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无一例外地都影响到了我的球技。
在转为职业球手的第一个赛季中，我连连获胜，排名从第八百位一下子提升到了五十七位。我创下了七十六局球中赢七十四局的纪录。这是我唯一的追求——创纪录。我每一次外出比赛时都在想，下一项纪录时什么？我打破了斯蒂芬?亨德利的最好连胜纪录。好吧，就算对手都是顶尖高级的职业球手，可从任何角度来说，连胜三十八场仍然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也打破了最快获胜纪录：我在布莱克本仅用了四十三分钟就以5:0战胜了对手。我仅用了半小时就以4:0领先，我中间休息走出来时，谁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回到球台上后，没几分钟就一杆得到了七十分，但对手不愿就此罢休。比赛拖得越久，我打破托尼?德拉戈（德拉高，世界上击球最快的球手——撒注）的机会就越小，可我也没有任何办法，他还在一味地继续打下去。我非常气恼。我已经得到了八十分，台面上还剩下五十九分，所以他要取胜就必须打出五六个障碍球。我真想对他说，“把你的球杆收起来吧，你赢不了，只是在毁掉我创造纪录的机会。”最后，我终于打破了德拉戈的纪录，比他快了五分钟。
我在球台上确实很活跃。也就在这个时候，斯诺克界的元老爱伦?休斯说，“罗尼，我得给你起个绰号。” 

“不用了，罗尼这名字很好。”我说。 

“不，我们已经有了‘旋风’，已经有了‘飓风’，我想叫你‘火箭’！”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我说，“你不能叫我‘火箭’。这名字太陈旧了。” 

“不，”他说，“这名字对你再合适不过。当你真得打得非常棒时，我还要叫你‘热火箭’！”
当然，这名字就叫开。当我于1997年在世界锦标赛上赢得最快的最高分时——五分二十秒，我觉得这名字似乎还挺适合我。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怎么能打得那么快，而且我自己也再没有能打出过接近那个时间纪录的水平。那是很傻的速度，我觉得不会有人打破它。“火箭”这个名字非常恰当！
当我在布莱克本为取得我第一次世界锦标赛参赛资格而努力时，父亲每次来看我总是坐在他想坐的地方。虽然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以及他所做的一切很可怕，我现在尽量乐观地来看待它。这一切使我成了今天的我，使他成了今天的他。我希望他出来时能够明白哪些是他真正的朋友，哪些人值得他信赖。我想他的问题之一便是他这个人太慷慨，太相信别人。 

在他被假释期间，许多人都来庆祝他回家，其中有个人向他借了一大笔钱。可我父亲刚被正式判刑，那家伙就再也没有露过面。他至今仍然欠我父亲的钱。我希望父亲出狱时能够记住哪些人趁火打劫，哪些人说我母亲独自无法应付店里的生意。有太多的人想和父亲待在一起，因为我父亲花钱如水。自从父亲进了监狱之后，母亲摆脱掉了那些虚情假意的朋友。她现在只把安吉和雷伊?查普曼当作真正的朋友，那种你在危难时可以依靠的朋友。 

我在布莱克本的比赛还没有结束，父亲就得回南方去，因为法院开庭在即。我有三天比赛间隙，所以我赶回伦敦去看他，到家时大概凌晨一点。我一定把他从床上吵醒了。他从楼上下来，气色非常糟糕。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父亲会长疱疹，但他心在脸上有很大一块。这一定是心情不好造成的，不过他很少显露出自己正在承受的压力。他很少提及自己的事，提起来时也只是说，“我就要回家来了。我没有罪，我就要回来了。”但他脸上的疱疹也许更能反映出他的真实情况。 
  
母亲也没有多谈出庭的事。像许多家庭一样，我们在家从来不会就一件事喋喋不休地唠叨个没完。我们常常竭力掩饰我们应该谈论的事。家里人总有一种感觉，你不能向别人示弱，向别人示弱本身就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我们的哲学是：“我们要乐观向上，我们必须向前看。”我现在认为这种想法不对。不错，人总是要向前走，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吃，但许多我们本该讨论的事却被我们掩饰了起来。我们从来没有为父亲入狱做好心理准备。他也从来没有做到我身旁对我说，“听我说，我可能会被判二十年刑，你该如何接受这一现实？”他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会被判无罪，甚至在假释期间又买下了一家商店。前不久他还对我说，“那步棋走对了！” 

“你说那步棋走对了是什么意思？”我问。“一步好棋应该是你回家来。” 

“不，”他说，“买下那家店铺是正确之举。审理进行到一半时，有个人走进来朝我点了点头，告诉我已经买下了布鲁尔街的那家店。那家店铺非常好。我不在家的时候，正是那家店铺让你妈妈能够维持开支。那时你们的生计所在。” 

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考虑过：他只是要保证家中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能化解感情方面的问题，从来没有为可能发生的事做任何准备。我们总是等事情发生时或者已经发生后才来想办法。今天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如此。
1992年9月20日，在布莱克本拼搏了三个半月后，我战胜了马克?琼森——艾伦，获得了下一年世界锦标赛的参赛资格。我第二天回到了伦敦。父亲在监狱里，因为他的案子已经在老巴利法院开庭。实际上，审理过程已经快要结束了，控辩双方已经陈述完毕，陪审团在听了三个星期的案情之后已经开始闭门讨论量刑问题。 

我和我爷爷以及我爷爷的朋友埃尔菲一起坐在爷爷家，等待着法庭最后的判决。我姑妈芭芭拉走了进来，我从她脸上的表情中就能看出，她带来的是坏消息。陪审团认为父亲犯有谋杀罪，法官应该判他终身监禁。法官最后建议判他服刑十八年——比平常的量刑长六年。法官在结案报告中提到了“种族主义色彩”，我相信这就是我父亲被他多判六年的原因。不过，法官是如何认定我父亲为种族主义分子的，我永远无法明白。他完全是大错特错了。我父亲在哈克尼得黑人孩子中长大，所交的黑人朋友可能比白人朋友还多。对于他来说，被人说成是种族主义分子几乎和说他时杀人犯一样糟糕。这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使他在刚开始服刑时心情糟糕透顶，直到其他服刑人员得知真相后才稍微好一点。法官评论和判决使他在人们心中变成了一个恶魔——背上种族主义分子的黑锅就像被人称作杀人犯一样。 

我过了很久才知道事情发生的经过：夜总会里有人打架，继而为账单问题又发生了争执。父亲和他朋友为谁应该付账争执了起来。查理?克雷那天晚上派来的一对黑人兄弟没有弄清楚事情的缘由，以为父亲和他朋友不想付钱。双方吵了起来。我父亲说，“我们来谈一谈。”然后走到吧台的后面。那两个黑人之一抓起一只烟灰缸，走过去砸在我父亲的头上。父亲举起手来一挡，烟灰缸碎了，他的两根手指被划破。另一个黑人抓起一只香槟酒瓶，朝我父亲头上砸去。父亲操起了吧台旁的一把刀子，情况就是这样。 

父亲在医院住了四天。警察要求医院让他早一点出院，但病房的护士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当警方最后终于逮捕我父亲时，他矢口否认自己杀了那家伙。这是很蠢的做法。他应该立刻承认是他干的，而且是出于自卫。但他非常害怕去警察局。 

谋杀这一罪名根本站不住脚，更不用说种族主义的谋杀了。公诉人从来没有说过这起事件背后的动机是种族主义，但这位法官大人不知怎么居然具有无限的智慧，认定只要有黑人被白人杀了，这个黑人被杀的原因一定是由于他的肤色。许多著名的黑人，像奈吉尔?本，以及我父亲的一些黑人朋友都在法庭上作证，说我父亲不是种族主义者。其中一位证人是黑人理发师文斯，我父亲是他女儿的教父（我父亲现在让他所有的黑人牢友在刑满释放时都去文斯那里好好理个发）。他们都说愿意为我父亲的人品作证，但我父亲太高傲，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帮助。他的许多黑人朋友现在还常常走到我面前对我说，“纯粹是一派胡言。你父亲不是种族主义者。他完全知道什么是种族主义。他身上没有任何种族主义的东西。”监狱方面将他送到了一座专门关押黑人犯人的监狱，像以此加倍惩罚他。这起初对他来说很艰难，但监狱里的囚犯不久便都在说老罗尼?奥沙利文是个好人。他们甚至叫他喜欢上了用鸡肉、稻米和豆子做成的牙买加饭菜。他们喜欢和他一起服刑。 

 不过，现在也仍有黑人走到我跟前，说我父亲是种族主义者。他们想找我的茬。面对一位怒气冲冲、对法官的话坚信不移的人，我又怎么能解释清楚我父亲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呢？
父亲也许错就错在他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始终一言不发，警方每次问他什么事，他都回答,“无可奉告，无可奉告，无可奉告。”所以他一直没有能将真相说出来。我对此毫不感到意外，因为我小时候他曾经告诉过我，如果警方将来盘问我，我应该保持沉默（警方有一次曾经来到我们学校。一位警官问我叫什么，我回答，“无可奉告。”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哄堂大笑）。他相信自己永远正确，相信自己知道怎样做最好，可他实际上并不行。他在法庭上的表现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像是他有什么事情要隐瞒。像他当时那样整天将保持沉默的权利挂在嘴边上并没有错，只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不错，他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但法官和陪审团也有权利将他的沉默理解为认罪，正如他们常常做的那样。那是他所做的最糟糕的事。谁都知道他应该理直气壮地说，“听我说，我是被迫自卫。他先动手，我只好反击。不幸的是，我反击过了头，杀了那个人，”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而这时灾难性的。 

 他现在明白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可谁也无法让时光倒转。我有时候在脑海里回想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幻想着他将一切都告诉了陪审团和法官，幻想着他证明了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幻想着他证明了自己只是在自卫。 

 审判结束后，我父亲聘请的律师的助手对我说，“我干这一行这么多年了，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父亲这么坚强的人。”她告诉我，父亲曾对她说过，“我只希望你告诉我儿子两件事:我爱他，他应该赢球。”他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我不敢相信他居然会那么坚强。这么多年来，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人有这样的勇气，”她告诉我。 

 母亲说，当他被判有罪时，他给了她一个飞吻，说，“我爱你。”但是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后来听说这个时，不由得感到一阵心酸。 

 我今天仍然记得人们对他的各种评论。我知道他很坚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真希望他没有那么坚强，因为那样会就会使我后来的生活轻松很多。他在服刑期间的表现非常出色，让我感到自己比不上他，让我觉得自己应该有条理地生活。如果我在大墙外面都无法处理好自己的生活，那么他在大墙里面是如何做得那么好的？ 

 父亲曾经上诉过一次，但遭到了驳回。不过，我们仍然在努力证明一点：就算他的谋杀罪成立（尽管我们不承认），对他的量刑也不应该超出正常范围——更何况他还是个模范犯人。我们想说的是，一个人只是在互相斗殴过程中杀了人，因此而判他十八年的确超出了常规量刑。我有时候在想，他之所以被判得那么重是因为他是我父亲，因为我有知名度，也因为他经营的是性工具店。

第五章 失去母亲

那是1993年，父亲进了监狱，我的生活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也可谓复杂，而在最差的时候则是一团糟。尽管1992年发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但它在许多方面也是我的黄金年：我打破了所有的记录，连续三十八场胜利，二十二场以5:0战胜对手；父亲被假释回家，而且能够到布莱克本看我战胜一个又一个对手。可他眼下在监狱里服刑，我一下子有了巨大的失落感。父亲一直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给我支持，让我欢笑，在我做错了事时臭骂我。即使是在监狱里，他也仍然在竭尽全力支持我，但这种感觉不一样。我感到自己非常脆弱，很容易受到伤害，为自己感到不自在。 

 我决心要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要像职业运动员那样悉心照料它。 我每天都去体育馆锻炼或者外出跑步，注意饮食健康，不抽烟喝酒。但对我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知道，只要我喝了点酒，我在和别人相处时就会放松很多。 

 我当时还只有十七岁，但我已经开始担心自己的台球生涯已经达到了巅峰，正在走向低谷。不知为什么，在1992年，我的每次击球，我的每一个选择，我都本能地知道是正确的。可现在一切都显得更像是在苦苦支撑。 

 然后，在外行眼里，我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在1992年，除了台球界外，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而到了1993年底，我已经出了名，被人吹捧为新一代冠军，是“飓风”亚利克斯?希金斯和“旋风”吉米?怀特的继承人。我已经家喻户晓，而且尽管我知道自己的表现不尽人意，我仍然有许多上佳表现，足以使我的排名一路飙升。就外面的世界而言，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向前。 
  
 1993年11月，我进入了在普雷斯顿金色大厅举行的英国锦标赛的决赛。我当时只有十七岁零十一个月大，而决赛中的对手是无可争议的世界头号球手斯蒂芬?亨德利。这又是一场完美、顺利的比赛。我又像在布莱克本那样，完全靠本能来打球。斯蒂芬在第一局得到了四十四分，然后由两个球运气不好，让我以七十八分清杆。第二局也是他先得分，但在开球得到二十三分后，我打出了一百零三分。斯蒂芬开始反击，在第三局和第四局分别打出一百三十二分和七十三分，将总局数改为2:2平。接着，我赢了下午所有四局球，其中包括一个开球一百二十一分。在一场重大决赛中打出三个一百以上的分数——形势一片大好。我在晚上打得非常稳健，比分一局比一局好：六十二，七十三，八十五。我战胜了斯蒂芬，获得了七万英镑的奖金。离我十八岁生日还有一个星期，我有了七万英镑！我不敢相信。我在想我会不会接到我中学校长的电话，请我将支票带到学校去，给他的朋友看看。 

 我兴奋的有些头昏目眩。我只是在想，我还要体验这种美妙的感觉：这种满屋子都是人，个个都因为紧张而汗流浃背，几乎人人都在为你欢呼的感觉。我在同一项赛事中战胜了斯蒂夫?戴维斯和斯蒂芬?亨德利——两位台球史上最伟大的球手，我兴奋得不知所措。我还因为比斯蒂芬?亨德利夺冠时小九个月而成为一项排名赛事最年轻的冠军。 

 我一夜之间就成了各家报纸体育版的新闻。每篇报道似乎都以我的辉煌战绩开始：十岁时第一次打出一百分，十五岁时第一次打出一百四十七分，连赢三十八场比赛，等等。我从报上读到这一切时，才开始真正意识到自己取得的成就。
台球评论员克莱夫?埃佛顿写了一篇文章，提到了我的“自信、流畅和无畏”，并且说我为献身于这项运动的人树立了一个榜样。我很得意，虽然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我是否属实。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是事实。我整天练习，从上午八九点钟开始，一直练到晚上，而且我在台球上可以说不惧怕任何人。我从排名第五十七位上升到了第十六位，这意味着我自动有资格参加所有大型比赛。 

 决赛结束后，克莱夫问我现在获得了英国冠军，下一步要做什么？我冲他一笑，告诉他我明天要带着我的奖杯去看我父亲，然后和他一起度过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两个小时。第二天，我和父亲在一起开心极了。他为我感到骄傲，而且毫不掩饰地将它说了出来。 

 克莱夫在他的文章中说我“友好、乐观、沉着的让人吃惊”。这段话引得我哈哈大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段话有一定的道理：我感觉好的时候，确实乐观向上、待人友好。但是在球台之外，我早已多次经历过身心疲惫的时刻。最初我只是希望父亲能回来。后来，尽管我曾经梦想过有陌生人在俱乐部里走到我面前，认出我，与我交谈，可当这些事情真的发生时，情况却没有那么简单。我仍然像以前一样害羞、别扭，除非我喝了一杯酒下肚。 

 五个月后，1994年4月，我在普次茅斯的“凉亭”球馆赢得了英国公开赛的冠军。我在决赛中以9:4战胜了詹姆士?瓦塔纳。这是我在这个赛季获得的第二个重大比赛的冠军，而那个赛季只有斯蒂芬?亨德利和斯蒂夫?戴维斯获得的冠军比我的更多。人们现在将我和他们一起相提并论。世界排名的依据是将上一个赛季的成绩和目前赛季的战绩相加，这意味着只要我在赢几场，就能在次年排名世界第三。如果算上英国公开赛上赢得的三万六千英镑， 我在这个赛季总共赢得了十六万五千英镑。虽然在过去的五年中台球给我带来的收入已经能让我过上比较优越的生活，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买了一两顶级宝马车。我这是第一次真正享受自己赢得的奖金。我小时候从来没有看到我所赢得的现金，而且说实在的，赢钱从来不是我首先考虑的事。我参赛主要是为了奖杯，为了荣誉。 

 人们开始为我什么时候首次赢得世界冠军打赌。巴利?赫尔恩告诉所有他认识的人，说问题不是我会不会获得世界冠军，而是什么时候。他认为应该是这一年。公道地说，就连没有能和我签约的伊安?道尔的看法也差不多，只是他认为我可能要花几年才能获得世界冠军。 

 我每次接受采访时，都会被人问及父亲。我告诉记者，我们父子非常亲密，他一直在给我带来灵感。尽管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他绝对不是个坏人。父亲一直告诉我，该说得要说，该走的路要走，所以我每一次接受采访时都竭力配合。我对记者说，我不会仅仅因为父亲不在我身边就觉得自怜自怨，我已经长大，足以照顾好自己——而这正是我父亲的原话。我有时觉得自己说话开始变得有些像他。我告诉新闻界，说我父亲正在监狱里服刑，说他会像个男子汉那样度过他的刑期，而不会像婴儿那样啼哭，说我不会因为父亲在服刑就抬不起头来。父亲对我说过，如果我想让他感到骄傲，我就必须抬起头来，大步走出去，竭尽全力，做这项运动的使者。每当有人问起来时，我都会这样告诉他们。 

 我对我父亲的事如此开诚布公，这让记者们颇感意外。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以为我会否认父亲进了监狱或者会突然中断采访。当我告诉他们我父亲准备管理我的球迷俱乐部，而且俱乐部的地址就是“老罗尼?奥沙利文，沃姆沃德监狱D座”时，他们大为吃惊。我倒是没有感到有什么怪异之处，至少球迷们不会忘记这个地址。
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总是显得非常自信，但大多数时候这只是表面现象，我的内心感受其实正好相反。我的心在像孩子一样哭泣，我正开始崩溃。 

当然，我没有获得那一年的世界冠军，而且很多年里都没有能如愿以偿。我进入了前十六名，却以3:13惨败给了约翰?帕洛特。但我获得了1993年WBSA年度新手奖，并被投票选为1994年的年度球手。报纸上对我完全是一片赞誉声，所有专家都预言我将开始成为台球运动的霸主。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球台内外不顺心的日子太多。 

我当时十八岁，将近十九，比赛开始让我心里憔悴。那一年年底时，我宣布我正在认真考虑退出斯诺克界，因为我从中得到的乐趣越来越少。它已经不再像我儿时那么喜欢的运动，而我根本无法达到我在布莱克本那一年达到的高度。我外出比赛时不再拥有那种冠军非我莫属的感觉。如果我无法感觉自己是最棒的，那么打球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有专家和其他球手都说我是在开玩笑，说我还会打很多年。但我其实非常认真。我每次考虑放弃台球事业时，我都非常认真。不过，最终的结果证明他们是对的：我没有退出台球界，而且确实打了很多年。
就在父亲被正式判刑之后，警方开始调查我母亲，好像铁了心要和我们家过不去。他们监视了我们十八个月，到1994年时显然已经掌握了他们所要的一切。 

 说来也怪，一切又是在我去泰国参加一项赛事时变成了危机。我从泰国回来时，我朋友从机场接了我。“你永远猜不出刚刚出了什么事。”他说。 

“出了什么事？” 

“你母亲因为逃税进了看守所。” 

“你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吧？你准是在逗我。”我说。 

“不是，”他说，“你妹妹丹尼尔现在和我们住在一起，你母亲在莱姆街警察局。”他说警方在凌晨五点钟突袭了我们家，将她带到了警察局。 

警方整整四天不准我看望我母亲。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她的律师交谈，给她送一些衣服和吃的东西。四天后，她向老巴利法院的一位法官申请假释。我这时只好给巴利?赫尔恩达了个电话。“他们需要一百万英镑的保释金，”我说，“你得帮我一把。” 

“好的！你先去法院，”他说，“如果需要我就给我打电话，我会直接赶过去的。” 

“我知道我们需要你，”我说。 

他不到四十五分钟就赶到了那里，发表了一个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出色的演说，法官问他有没有能力提供保释金。“嗯，”他说，“我是一个经纪人，拥有十二个球手，拥有一座价值三百万英镑的豪宅，拥有一家每年带来两千万英镑效益的产业，所以我完全有资格提供一百万英镑的保释金担保。”法庭上的每个人都捧腹大笑。
我爱巴利，非常高兴他当时仍然是我的经纪人，可以帮助我母亲和我。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前一年差一点炒掉他。 

当时我的合同刚好需要续签，伊安?道尔的得力助手约翰?卡罗尔又开始重新游说我。他们最后提出给我每年十万英镑，让我和他们签约。我当时转为职业球手才两年，巴利给我的报酬要比这少得多。约翰?卡罗尔专程从苏格兰赶过来，请我和我母亲去一家餐馆吃饭，一切听上去非常诱人。在为新合同的事见巴利之前，我与父亲谈了一次。他说，“无论做什么，千万不要签任何合同。你只需与巴利握手，说‘我还要为你干一年。’什么合同也别签。”他说我应该再为巴利干一年，然后我就可以自由地找任何我喜欢的人。 

我走进巴利的办公室，想和他谈合同的事，但我当时只有十八岁，完全不懂人情世故。 

巴利让我坐下来，然后对我说，“你准备再签一份合同吗？” 

我不由自主地说，“是啊，是啊，我要再签一份合同。” 

他把合同放在我面前。尽管我父亲和我说了那么多，我仍然觉得自己必须在那合同上签字。我觉得如果我不在上面签字，他会认为我不喜欢他或什么的。 

我回到家后，父亲打来电话问，“怎么样？” 

“我签了合同。”我支支吾吾地说。 

“你这混蛋。” 

“爸爸，他把合同放在我面前……”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在那合同上面签字。 

“听着，别再想这件事了。好好打你的球。” 

我当时把事情完全搞砸了。我原来打算和伊安?道尔签合同。我虽然没有向伊安?道尔承诺过，但我告诉过约翰?卡罗尔，说他们的条件听上去非常不错，但我需要时间考虑。我在和巴利签约时，告诉他伊安?道尔派约翰?卡罗尔到伦敦，想拉我过去。巴利显然在电话里把伊安狠狠骂了一顿，因为伊安给我打来电话说，“不要告诉任何人约翰?卡罗尔找过你。你已经惹出了一堆是非。”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所以和伊安吵了几句，但这件事到此为止。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巴利?赫尔恩一直是我的经纪人。
那真是昏了头。我完全可以利用伊安?道尔找过我这一点来迫使巴利给我一份对我更有利的合同，可我只是签了一份非常一般的合同，没有任何基本报酬。巴利告诉我，我将来可以从他那里拿到津贴。伊尔?道尔后来想用这一点来对付他。他对我说，“我绝对不会对我得任何一名球手说那样的话。我认为巴利那样的话完全不对。”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对这件事如此小题大做。我当时只是想，我希望自己能从他那里得到津贴，因为如果我能得到津贴，那可以证明我的表现还不错。 

尽管伊安后来成了我的经纪人，我认为巴利为我做了许多伊安无法为我做的事。巴利?赫尔恩从一开始就和我患难与共，无论是在球台内外，都竭力帮助我和我的家庭。每当出现任何危机，他总是会出现在电话的另一端。他也是位非常了不起的经纪人。虽说他从来没有给我太多的报酬，但我非常尊敬他，因为每当我需要他时，他总能给我提供帮助，帮我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警方突袭我家时，带走了母亲的所有账本和文件。父亲进监狱后，母亲在处理金钱方面真不是最佳人选——她根本不懂，因为她从来没有管过金钱方面的事。她所关心的是保证家庭的完整，让我们都有吃又住。当警方告诉她，说她欠了巨额增值税和其他税项时，她惊呆了。尽管她当场就付清了一切，但警方仍然因偷税而将她送进了监狱。1995年底的那一天，看着她被判刑并被押走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之一。我实在弄不明白她已经付清了他们认定她所欠的税款后，为什么还要让她进监狱。我认为那是有人想搞垮我们家。 

她被判了一年有期徒刑，但是只服刑了七个月。她在被判刑的前一天上午，我得去和一个人商谈性工具店的事，并且解决其他各种问题。我下午和我朋友斯蒂夫一起去了法院。斯蒂夫对法院的事非常熟悉，知道它的工作程序，我问他情况怎么样，他深吸一口气，说情况看上去不妙。 

“你什么意思？”我说。 

“她会被判刑。” 

“什么？她会坐牢？” 

母亲站在被告席上，没有听到我们在悄声说什么。 

当陪审团带着判决回来，法官说“把她带下去”时，她望着我，我放声大哭。但是她没有哭。我以为她会哭，但是她没有。
说来也怪，坐牢对她来说倒是件好事，因为这番经历让她明白了父亲曾经和她说过的一切：他在牢中的生活规律。他会给她打电话，对她说，“玛丽亚，我得走了，他们在催我了。你知道。”她立刻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她亲身经历过。 

我父母在拘留期间碰巧在同一个法院受审，而且两个人都被指控出售淫秽杂志和录像带。吃午饭时，他们被安排在同一间单人牢房，享受一个小时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在案件审理的六个星期中，他们一直坐在一起。父亲对所有这一切只是一笑了之。他很高兴能和母亲待在一起，不管这多么短暂。他不断地和公诉律师唠叨，和他们一起逗乐。 

案子审理到一半时，有家小报登了篇报道，说我母亲因为逃税已经被判刑。这显然是藐视法庭的行为，而且是在引导判决朝对她不利的方向发展，所以他们只好释放她。法官说，“奥沙利文太太，你可以走了。”但她不想离开父亲。 

父亲说，“去吧，你现在自由了，好好活下去。”她虽然听了他的话，但她后来告诉我，“我在里面和你爸爸在一起时非常幸福，我不想离开那里。”
母亲入狱后，我得生活完全乱了套。我以前从来没有照顾过任何人，甚至都没有照顾过我自己。母亲在家时，我唯一要做的就是进屋，吃饭，换上刚洗好并熨烫好的衣服，然后去打球。可我现在突然发现我必须照顾我自己，而且还得照顾我妹妹丹尼尔。我当时十九岁，丹尼尔十二岁。我想维持好家里的一切，保证家里一切都很正常，结果事与愿违。丹尼尔要上学，我试着在她放学回家之前给她做好饭，但我除了以前在学校的家政课中学过一点烹饪知识外，从来没有做过饭。结果我们只能靠薯条、鱼柳和豆子等快餐过日子。我当时没有驾驶执照，因为我开车超速被吊销了执照，所以我根本无法接送她。一切都乱了套……我快要发疯了。 

丹尼尔晚上要待在家里，结果弄得我也无法出去，所以最佳的解决办法就是邀请别人来我家搞聚会。在那之前，由于我的战绩越来越好，也赢了一些奖金，我们总是去宾馆开派对，结果花了我很多钱。于是我想，我们可以在家里开派对，省一点钱。我们只需买点伏特加回来，再买一点大麻，用这些吸引大家来参加派对。母亲刚走了一个星期，我就举办了第一个聚会。我邀请所有的人——甚至我不认识的人。我只是想，现在这大房子完全归我，我一定要开个派对，让大家认为这房子是我的，给他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尽管外面大雨如注，我却让大家继续烧烤，结果人人开怀大笑。当我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我真感到害怕，因为聚会已经完全失控。那天晚上聚会结束时，大家说，“我们得走了。”而我却说他们还不能走。最后，在整整闹腾了两天之后，他们才回家。
好好睡了一觉后，我醒过来打量着屋内的一切。到处都是“百威”啤酒瓶，有一千多个，到处都是大家掐灭烟头后留下的焦洞。整个屋子看上去就像是遭到了**袭击。我母亲有洁癖，总是把家里保持得一尘不染。如果让她看到家里成了这副模样，她一定会杀了我。我开始捡酒瓶，却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于是，我给我朋友弗雷德打了个电话，请他过来帮忙。我知道他对吸尘器很内行，很会搞卫生。他以前住在我家时，常常帮我母亲做家务。他曾在部队里开过坦克，后来在一家幼儿园教孩子，最后才为我母亲的面包圈店工作。 

“你都干了些什么？”他问。 

“我搞了个烧烤大会，闹腾了整整两天，结果这地方就成了垃圾场一样。” 

他清理了聚会留下的烂摊子，然后搬进来住了一阵子，帮我料理家务。他帮我照顾丹尼尔，负责家里的卫生，这样我就有了时间出去打球。但是家里的整洁情况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几天后，我又搞了一个聚会，然后又是一个。 

不开派对时，我也会去霍勒沃监狱看我母亲。那太可怕了。去监狱看望父亲已经够我受的，但我已经习惯了，而去看望母亲则是完全不同的经历。我每次看到她都会想：这里究竟是怎么啦？她在监狱里显得格格不入。我看到其他女犯人个个又高又大，然后我又看了看我母亲，意识到她女人味十足。我不知道她在里面是如何熬过来的，但她应付得非常出色。她看到我总是非常高兴，并且问我丹尼尔怎么样。我说家里一切都很好——我没有告诉她我刚刚开了个派对，把家里弄得一团糟，没有告诉她我在家里胡作非为。我会在去看她之前将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给她制造出一种一切都平安无事的假象，免得她担心。 

在家里开了几个星期的派对，并且频繁光顾夜总会后，我的水平急剧下降。直到我去普雷斯顿参加英国锦标赛，并且在利物浦住在我朋友威利（也就是永泽）家后，我的状态才稍微有所恢复。我非常高兴去利物浦，原因是我可以请安吉?查普曼来照料丹尼尔。比赛结束后，我继续待在利物浦，安吉也继续照顾着丹尼尔。我感到好多了，因为我知道现在有人在好好照顾丹尼尔，而且家里的生意又恢复了正常（安吉的儿子加里在负责账目方面的事），我父母在契格威尔的房子被牢牢地锁上了。
我是通过父亲认识永泽的。他是我父亲在监狱里的朋友吉米的最好的朋友。父亲问我能不能想办法给永泽（我们当时还叫他威利）弄一些门票，让他们去看在普雷斯顿举行的英国界标赛。 

“他人不错，”父亲说，“不会给你添乱。他会来看比赛，然后悄悄回家。”我知道这个人一定很特殊，因为每次有人向我父亲要票，他都会让他们自己花钱去买票，而不会让他的儿子为此烦恼（向我要票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爸爸，我不会让他失望的，”我说。 

我给威利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已经给他搞了张票。我们俩当时都在伦敦，于是便约定在国王十字车站见面，然后一起去利物浦。父亲说，你见到他时就会认出他，因为他四十岁左右，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而且会说，“见到你很高兴。”　 

我背着球杆盒，拎着手提箱，在车站寻找着他。他说过他会在七点三十分左右来到车站。我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家伙，便走到他跟前说，“你一定是威利吧。” 

“是的，”他笑容满面地说，“见到你很高兴。” 

我们上了车，一路聊到利物浦。我们坐了一辆黑色出租车到了他家，放下行李后，他问，“你饿吗？” 

“我都快要饿死了。” 

“走，我们去吃中国菜。”
等我搬到永泽家和他们住在一起时，我感到自己的周围都是一些非常普通的人——早上起床，上一天的班。他们上班后，我就出去练球。我们会一起吃晚饭，一起看电视，就像是一家人。我不再感到自己非要出去做一些让自己消遣的事。我一直喜欢有个家，家庭仍然是我非常向往的事。在母亲服刑前不久，我结交了一位名叫本尼的朋友，他住在巴西尔街附近的斯坦福勒霍普。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年龄和我相仿，我疯狂地爱上了她。我约她出去时感到有些滑稽，因为本尼是我朋友，但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我们变得像一家人。我会在他们家过夜（我们各睡各的房间），然后她会把早餐送到我床上。我们白天会坐在花园里，晚上会一起去夜总会——大家一起去：我，我女朋友，她的父母。那是非常疯狂的日子，但我非常喜欢。我自己的家已经四分五裂，父亲进了监狱，母亲在接受调查，因此这对我来说变成了家的替身。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啊——我们可以整天在一起，然后在晚上十点钟去酒吧，凌晨一点钟回来，再喝几杯，再开几个玩笑。但母亲入狱后不久，本尼的女儿和我就分手了，因为我那时开始变得不太正常。我已经无法自拔，疯狂地喝酒抽大麻，以此来弥补自信心的下降。但是永泽过来救了我。
我在认识永泽之后，开始少喝酒、少抽$$。但我必须另找一个替代品，而这个替代品就是食物。我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体重就增加了二十五公斤。我们每天吃五餐，早晨首先是一大盘油炸食品，然后整天都是这样，最后再吃下一顿丰盛的晚餐。可这还没有完：每天晚上十一点左右，我们还会散步到街上吃顿中餐。和永泽在一起时，由于他自己特别好吃，我也便骗自己应该胖一些，因为胖才意味着身体好、健康。有几次，当我试着通过跑步来减少一些体重时，他看着我说，“你疯了，罗尼！你要把自己跑死。”于是，我会回去将嘴巴重新塞满。我用一种恶习替代了另一种。
$$——就是……grug……让罗尼上瘾的那个东西…… 
我去监狱看望我母亲，告诉她我现在待在利物浦，丹尼尔由安吉照料。我想，母亲这下应该可以松口气了，但她却感到非常绝望。她觉得是她抛弃了我们，让她的家庭丢了脸。这种想法一直在折磨着她。父亲肯定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母亲更往心里去，而且更不能原谅自己。如果父亲遇到一个不错的人，他会放声大笑，然后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而母亲则会说，“不，我家庭第一。”我认为她只要一想到丹尼尔生活在别人家，而我搬到了伦敦北部，她心里一定就会受不了。就在她为家庭四分五裂而担心的同时，父亲可能在想：他十九岁，她十二岁，她住在安吉家会没事，而他如果现在还没有长大，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照顾好自己，那么他永远也不会。我在服刑，她也在服刑，我们目前只能这样熬过去。这就是父亲的人生哲学——向前看。如果母亲有一阵子没有见到我，她会上上下下地仔细打量我，问我吃的好不好，然后会认定我吃得不好，说我需要一大碗面片，需要好好休息；而父亲却会说，“休息？快给我好好练习！”母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她多么担心，但我心里一直知道。 

我每次问母亲她怎么样，她总是说自己在里面过得很开心，在上食品卫生课和健身课。她在里面所学的食品卫生课后来还真派上了用途，因为我们后来在钦福德又开了一家面包圈店。不过，尽管她在监狱里面苗条了一些，她仍然感到在里面度日如年。 

另一个对健身产生了浓厚兴趣的居然是永泽，这让人感到非常惊讶。他的体重减少了二十五至四十公斤，每周三次跑六英里，吃饭适量，食品种类适当，而且戒了烟。这一切都是他在四十七岁那一年完成的。我前几天见到他时，他告诉我他多年来第一次感觉这么好。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能够交叉腿——这一切真让你高兴。 

我非常喜欢永泽。他就像我的第二个父亲。我父亲永远是我父亲，我将永远爱他，但父亲在服刑时，我无法一有问题就去找他。不错，我可以和他在电话里交谈，但你在电话里能说的只有那么多。而当他在监狱里时，我不想过多地把我的问题说给他听——我不想在他已经有那么多事情要担心的同时再让我的问题成为他的负担。 

每当我处于绝望中时，永泽总在那里帮助我。他帮助我不是因为我有钱，不是因为我是斯诺克球手，也不是因为他想蹭我的油。蹭我油的人已经够多了，但我知道他们与正人君子之间的区别。永泽就像是上帝因为我表现不好而专门给我派来的。我断断续续地在他们家住了十八个月。我当时根本不想回伦敦，因为我在利物浦有那么多朋友，那么多正人君子。我在那里感到很安全。我在伦敦时无法对那些食客硬下心来，但是在利物浦，永泽和他的朋友并不要我时刻和他们一起胡闹，也不想以任何方式花我的钱。他们非常可爱，总是以家庭为中心。
离出狱还有六个星期时，母亲可以在周末请假回家，我便开车去接她，带她回来。她坐在家中，看着四周，不敢相信周围的一切。她为能回家而感到高兴。第二天，她去监狱看望父亲，然后在晚上八点钟返回监狱，否则她就会因为迟到而被延长刑期。那是我们经历过的最疯狂的周末车流高峰。我和她吻别，巴利?赫尔恩的司机罗伯开车送她去监狱看望我父亲，然后再送她回监狱。他们差一点没有能按赶到监狱，罗伯只好发疯般地从马路旁的人行道上将她按时送到了监狱。她七点五十五分赶到监狱，而我则回到了永泽家。我在利物浦时也会常常抽几口大麻，但我感到住在永泽家很安全，很稳定。我的生活一团糟，但我知道我的周围有许多人会阻止我做出太出格的事。永泽一家密切关注着我，以确保我不会变得太疯狂。 

一个半月后，母亲出狱回家，我也回到了家中。我去监狱接她。团聚真是太好了，但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大约两星期后，她将我赶出了家门。我很快又恢复了我原来的坏习惯。她说我太胖，她受不了我又是抽烟又是喝酒。 

在她服刑期间，我的斯诺克战绩非常糟糕。我只获得了一项冠军——慈善挑战杯赛——但大多数球手都对这项赛事不感兴趣，因为这不是排名赛。我打得不错，但那绝对不是我的最佳状态。 

我打进了世界锦标赛的半决赛，但母亲将我赶出家门正是在我输了球之后，也就是在1996年赛季结束时。“我再也忍不下去了，”她说，“我不愿意看着你自暴自弃。我为你感到丢脸。你看看你。你给我收拾好行李，赶快走。把你的生活理出个头绪来。做你应该做的事。我不想看到你这样。” 

“可以，”我说。 

我离开了家，搬进了多克兰的“布列塔尼亚”旅馆。我简直不敢相信她会把我赶出家门。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妈的，我现在自由了。我现在可以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了。我开始不断惹事。有天晚上，我在酒吧和人打了一架。有几个人向我挑起事端，我打了他们当中的一人，然后他们当中有人用斯诺克球杆打了我。酒吧里大约只有二十个人，但不幸的是他们是一伙的。我听到他们当中有人在说，“揍他，揍他。”我这次真的是遇到了大麻烦，于是我踢掉鞋子，撒腿就跑。 

几星期后，我与母亲和好如初，我也搬回了家中。
我当时的体重几乎到了一百公斤，连我本人也对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感到非常不满意。我的腰围达到了三十七英寸，我不得不隔三差五地去裁缝店，让他们给我做更大一号的背心，此外，还有$$问题：它摧垮了我。我在永泽家时只是偶尔过一下瘾，但离开他家之后，我开始大抽特抽。我总是嘲笑一切，总认为别人都是疯子，认为他们应该试试这玩意儿，因为它可以消除生活中所有的压力。我显然已经失去了我的现实感。我会睡觉、抽烟、吃饭、睡觉、抽烟、吃饭、睡觉、抽烟、吃饭。这就是我的生活规律。我会给微型出租车公司打电话，说，“我要你们派一个司机去麦当劳给我买三个汉堡包，两大袋炸薯条，一个大份巧克力奶昔，九个炸鱼块，四份番茄酱，三份烧烤酱，外加一大杯减肥型可乐。”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减肥型可乐！几分钟后便会有人敲门，给我送来一个巨大的麦当劳外卖包，而我就会吃呀吃。然后，我会抽上几口$$，再吃一点东西。我会让人送来足够五个人吃的中国饭菜，因为我知道我会吃，先填饱肚子，再抽$$，然后再想吃得更多。我正在变成猫王埃尔维斯！然后，我会在半夜醒来，由于$$的缘故而感到极度饥饿。我会跑进厨房，重新开始猛吃。 
  
当然，我也忘记了日子，早就把斯诺克抛到了脑后。我会去某家夜总会，很晚才回家。第二天由于感觉不好，便给某个朋友打电话，去看电视，抽$$，喝上几杯，然后就又到了晚上。我们会坐在那里打牌，吃东西，抽烟，喝酒，直到凌晨三点。一天又一天。似乎什么都不再重要。 

我感觉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自己从这种生活中解脱出来。这就是我的生活，我不妨尽情享受。 但这个过程倒也不是一退到底。我的脑子里有个开关，是不是地会突然跳出来告诉我：“罗尼，你的排名在直线下降。”我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变得多胖，然后便会开始一项长达三个星期的巨大使命，每天去健身房，每天练习，远离那些整天只知道抽$$的朋友。我会让自己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刚一恢复状态，我又会重新和那些老朋友混在一起，重新开始抽$$。 

我正处于要掉出世界前十六名的边缘。在1995-1996赛季，我的世界排名从第三跌落到了第十三。我只是在赛季即将结束时打进了英国公开赛和世界锦标赛的半决赛，才使得我的排名稍稍有所上升。这两项战绩将我的排名又提升到了第八。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很开心，可以说比以前更开心。我不再像以前那样什么事都非常在意，但随之而来的负面作用是我真的不再在乎任何事。我已经偃旗息鼓。我已经受够了要竭尽全力好好表现我自己和我的球技。那要我付出太多的努力。但我仍然还明白事理，为自己的生活变成这样而感到伤心。我没有约束，没有节制，无法对人说不。我需要人们围着我——不是那些积极向上的人，而是那些消极的人。积极向上的人让我感到害怕，我之所以不愿意和大卫?贝克汉姆多打交道，就是因为他的人生态度过于积极向上。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家名叫查理?张的夜总会。那是我寻欢作乐的时期。我热爱足球，早就知道他与众不同。我们一起喝了两杯，相处得很好。大卫当时很出名，但远远不像他现在这样名扬四海。我们走出夜总会时，我听到一位姑娘对她朋友说，“看，大卫?贝克汉姆在那里！” 

她朋友说，“是哪一个？胖得那一个还是皮包骨头的那一个？” 

我想，妈的，我一定非常胖。我也确实非常胖——胖得人都走样了。 

大卫邀请我去曼彻斯特看他，于是我就去了曼彻斯特，和他一起待了几天。他非常可爱，和他一起时的感觉真好。可是我受不了身边有如此成功的一个人，我喜欢身边都是一些一事无成的家伙，因为那能让我感到非常优越。任何事业有成的人，像大卫?贝克汉姆、迈克尔?欧文或普林斯?纳西姆，都让我感到自惭形秽，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我会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毫不奇怪，大卫和我就此中断了联系，这真是件遗憾的事。
大约也就在这时候，我和一群朋友一起去维加斯市看拳击。足球教练格雷姆?桑尼斯当时也和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我和他聊起了体育和人生。“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态，”他说。这也一直是我父亲的人生哲学。我知道他说得对。顶尖级的运动员没有一个人身体肥胖。他们个个都保持着良好的神采。与格雷姆交谈之后，我开始戒烟，不仅是香烟，还包括$$，而且每天限制自己只喝几杯酒。我们天要在健身房里待上两小时，另外还要跑三英里，骑二十分钟自行车，然后再跑三英里。我有四个月的时间来调整自己，使自己为下一个赛季做好准备。我对一切的一切都非常投入。当我在夏季休整后重新开始台球练习时，我不是从上午十点练到下午五点，而是一直练到晚上十点，直到手上起了泡为止。如果我要跑步，那就会一天跑两次——早晨一次，傍晚一次。而跑第二次时，我几乎是在奔跑。我由此相信自己其实是铁人三项选手，完全应该去参加奥运会。如果我打高尔夫球的话，我就得先去练习场，击打四百个球，然后才去打一轮， 因为这是“老虎”伍兹的做法。“老虎”伍兹一直是我的一个目标，我渴望能在台球方面取得他在高尔夫球方面取得的成就。 

我已经说过，我体能状况以前也有几次非常好，但从来没有达到这次的感觉。我早晨七点钟就赶到健身馆，在那里吃早饭，轮流进行各种项目的训练，吃午饭，然后再轮流进行各种项目的训练。 我每天大约要训练四个小时，天天如此，体能状况越来越好。两个月后，我照了一下镜子，第一次看到我的上半身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太惊人了！这又激励我更加投入。我开始非常注意自己的饮食。我以前专门吃麦当劳，现在只吃鱼、土豆，不吃黄油，只吃一点面包（很好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靠鸡肉补充，不吃红肉，因为红肉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消化。我完全戒掉了酒，因为酒会使人发胖，令人意志消沉。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果汁，而这些果汁对我来说是天赐美食。我从来不会主动走到水果盘前去取水果，但我喜欢自己榨果汁。我今天喝的是用胡萝卜、芹菜、苹果和橙子榨的汁——味道好极了，而且可以充当一顿饭。四个月后，我的体重减少了二十五公斤，只有不到七十公斤。大家都以为我服了什么药，或者采取了饥饿疗法，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靠欺骗，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体重减轻那么多。他们无法相信，因为我在上一个赛季肥胖臃肿，而在下一个赛季即将到来时居然能减去了所有那些赘肉。有这些看法的人显然不了解我。我从来就不是那种会节食的人。我吃，因为我喜欢吃，因为我享受美食，而且因为我贪图享受。不管是什么美食，我都一概喜欢。不同的是我现在开始健康饮食，而且像疯了一样锻炼。我要为我自己，也为我的台球生涯去这样做——如果我身体肥胖，我是绝对无法以最佳状态比赛的，而且我已经开始为我自己的体形感到不舒服。大家会拍拍我的肚子，对我的体形评头论足，那种感觉就像多年前我在接受足球训练时，其他孩子都因为我做不了俯卧撑而嘲笑我，叫我胖子一样。 

我一度曾经考虑过去上大学，然后当个健身教练。我常常看着健身老师，心中想，他们已经四十岁了，可身材居然保持得那么好。我也希望自己四十岁时也能有那样的体形。将来等我退出斯诺克后，我可能还会坚持锻炼。我认为只要我和那些身体健康的人在一起，他们的良好习惯一定会对我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我和那些喝酒吸毒的人在一起，他们的习惯也会影响我。因此我的理论是如果我想有所成就，或者想在某些方面改变我的生活，我就必须和值得结交的人交往。如果我想成为一位职业高尔夫球手（我将来会的），我就必须和世界上一些最好的高尔夫球手在一起——和他们一起旅行，融入他们当中，从他们那里得到有用的建议。这样一来，由于你总是从顶尖级的人身上学东西，你就不会出错。 
  
当我体能状态好的时候，我的斯诺克技术也突飞猛进。我感到自己反应非常敏捷，虽然内心还没有强烈的求胜欲望，但我表面看上去不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我现在首先考虑的是要赢得几项赛事的冠军。我去了泰国，赢得了1996-1997赛季第一项积分赛的冠军。我非常高兴，但在接下来的“格兰披士”大奖赛中，我在第二轮就输了。这时的我又开始外出鬼混，又开始吸上了$$。 

英国锦标赛开赛在即——这可是斯诺克界的第二大赛事。我表面上显得状态不错，大家也都对我这么说，我也找回了一些自信。我抽签后的对手是特里?墨菲，我只和他较量过一次，而且我那时还是个孩子，十三四岁，在一场职业——业余赛中战胜了他。他当时十九岁，而且我听说他球技非常好，但正式比赛时我击垮了他。现在已经过去了八年，他在职业斯诺克圈几乎一事无成。我进入赛场时在想，我只需站在那里，只要打出好球，他就一点机会都没有。 

我一开始就以1:3落后。我开始急躁，心中想：我打得太糟了，根本无法扭转局势。我无法集中精力，甚至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日子。中间休息回到赛场上后，我仍然打不进球，1:3变成了1:4；1:4变成了1:5，然后又变成了1:6，1:7。我在想，上帝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简直是场噩梦，快救我出去。我糟糕透了，而他就像上帝一样在对付我。我只要一打出空球，他就会毫不客气地惩罚我。他满台都能打进球， 而且好像根本就不会失误。 

我们要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才会接着比赛。从理论上说，我已经输了。1:7落后，再加上特里的状态奇佳，我根本不可能再反败为胜。 但我第二天和我的教练兼助手戴尔练习了几个球，突然感到整个比赛我仍然有望获胜。我在击打母球时球感好得出奇。我上一次有这种感觉还是在十六岁第一次在布莱克本取得世界锦标赛资格的那一年。为这一时刻，我已经整整等待了五年。我在这五年里一直朝思暮想，要重新找回这种感觉。我知道它就在那里，因而盼望它能尽快现身。我当时只是在练球，但这么多年的挫折突然烟消云散。我相信自己不仅能赢回这场比赛，而且能获得这项赛事的冠军。 

“你听我说，”我告诉戴尔，“我会赢这场比赛，我会赢回来的。告诉你吧，我还要拿冠军呢。” 

“我知道。你现在打球就像在梦中一样，”戴尔说。 

我是1992年在布莱克本认识戴尔的。 在我以5:0战胜格拉厄姆?克利普西后，他走到我面前说，“罗尼，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像你这样的球手。”我们成了好朋友。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又参加了几项比赛，最后在1996年成了我的教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斯诺克教练，而更像是在给我动力。 

我只要球打得好，我就会变得眉飞色舞、兴高采烈。这正是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我迈着轻快的步子回到了旅馆，急不可待地穿上衣服，要去比赛场馆， 因为我知道我将从中得到无限乐趣，而后来发生的一切也正是如此。我上场后连赢了三局，得分为九十、八十和一百。现在场上的总比分为4:7，接下来是中场二十分钟休息前的最后一局。我打一粒蓝球，但是球没有进袋，结果特里以8:4领先。我一方面感到有些失望，因为我一直希望比分能够使7:5，而8:4和7:5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不过另一方面，我又感到非常兴奋，仍然认为自己能够赢回来。 

但是，这意味着我必须拿下剩下的所有五局。 我将比分追到了6:8，而他在接下来的一局中又没有把握住机会。我开始和他说话。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我只是控制不住自己。“上一次的压力又在妨碍你了？”当时的总比分是7:8，我离赢得我一生中最大的胜利只差两局。我曾经战胜过斯蒂芬?亨得利、约翰?希金斯、马克?威廉姆斯和马休?斯蒂文斯，而且他们个个实力都比我强。但是，和特里的这场比赛将在意义上超过所有以前的较量。我开始就打出了二十分，但随即就看到球的位置不好。我打了一个安全球，然后祈祷他会打红球。如果他打出空杆，我就可以将总比分扳成8:8，然后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他。 我坐在椅子边上，等待着跳起来欢呼。我密切地注视着他，看到他的手臂在颤抖。他好像根本无法将球打进去，但是他却做到了，而且一路打到了六十七分。我需要二个或三个斯诺克。我试着打出这几个球，但是没有成功。当他将一粒红球打进球袋时，我只好和他握手认输。 一切都已结束。“打得不错，”我说。 

我们后来出席了记者招待会，他弯着腰，精疲力竭，不停地喝着啤酒,试着让自己恢复过来。 

“我差一点赢了你，”我说，“你知道，是吧？你打得非常好，但我差一点赢了你。我已经咬住了你。”我感到很高兴——虽然我输了，但我为自己的表现感到高兴，而且我知道观众很喜欢。我知道特里不喜欢，因为谁也不会喜欢对手那样向你反扑。不过他获胜是情理中的事：他在最后一局中得到的六十七分是任何一位最优秀的球手与我在比赛时面临巨大压力下赢得的最佳单杆得分。不错,斯蒂芬?亨德利曾经有一次在和我比赛的最后一局中打出过一百四十七分，但那是场慈善表演赛。
 我和戴尔驱车回家时，我对他说，“下一场比赛我一定会赢。”由于我在第一轮就被淘汰，所以在德国公开赛开始前，我有两个星期的时间练球。我知道，只要我以这种状态参赛，我就绝对不会输。我对此坚信不移。唯一让我担心的是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我已经整整五年没有打出这么高的水平来了。我每天在球台上练习时都能打出十到十一个一百分以上的高分。我感到自己又恢复到了最高状态——我感到兴奋，不需要和东西，不需要服用药物，不需要做任何有损自己的事。我在德国以5:1战胜了第一位对手，然后以5:2胜了斯蒂芬?亨德利。斯蒂芬刚刚获得英国锦标赛的冠军，所以他对比赛充满了信心，但我给了他当头一棒。我在半决赛中以6:1战胜了奈吉尔?邦德，而且单杆得分为一百四十一、一百四十四和一百三十八。比赛结束时，他说，“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在决赛中的对手是阿兰?罗比杜。 我六个月前与他吵过一架，他说我在谢菲尔德的某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前没有和他握手。当时的总比分是7:2，而我前一天晚上外出，在市区一直待到早晨六点钟。我的朋友只好把我背着上了楼，而我则吐的旅馆走廊里到处都是。太好了。他把我扔到床上。第二天，他们下午把我叫醒，把我泡在浴缸里，让我清醒清醒。我只需要再赢罗比杜三局，结果我竭尽全力做到了。其中有一局，我开局时用左手打了几个球。我一直在练习用左手击球，因为如果你能用左手打球，你的生活会更加丰富。 

最后，不愿意和我握手的是罗比杜。他径直走出了体育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克鲁斯堡剧院的中央。观众和我一样不知所措。他最初说他没有和我握手是因为我在下半场比赛开始前没有和他握手，并且认为我想在心理上战胜他。我当然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否和他握了手。“你能肯定吗？”我说，然后我脱口说道，“哦，他不喜欢别人用左手打球。”我在接受采访时，他就站在走廊的尽头，所以他可以听到我在说什么。“我会再和他较量的，”我说，“而且我还会用左手来对付他。我可以赢他，因为他根本不行，”我这么说当然不够圆滑，但我当时在想：好吧，如果你想较量的话，我一定奉陪到底。 

德国公开赛的决赛自然就有了一种要清算旧账的感觉。不过，说虽然是这么说，阿兰却也是位很敬业的球手，也为自己能进入决赛而高兴，根本不管对说是谁。我先以7:3领先，形势一片大好，但我的状态不如我在那个星期刚开始时那么好。接着，我的感觉和我的脑子完全乱了套。整整一个月，球杆在我手中的感觉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一切似乎都非常容易。然后，一切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再关心赢不赢球，我只是在想：哦，又来了，那种糟糕的状态又将陪伴我五个月。他扳回一局，然后又扳回三局，将总比分变成了7:7。他以四十多分领先，球台上还剩下五十九分，但他打出了空杆。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清杆后将总比分改写为8:7。然后，我又以开球一百分赢得了最后一局。 

我虽然获得了胜利，但我的心理状态又在和我开起了玩笑。我不是集中精力去思考如何打球，而是一门心思想着怎么会打得如此糟糕。我已经以7:3领先，如果说这还不算打得好的话，那还要怎么样才算是好呢？这就是我现在的看法。奖杯就是奖杯，管它是怎么赢来的呢——状态的问题以后在去考虑吧。我现在对自己的实力更有信心。 

由于我自我感觉良好，对自己的形象也非常满意，我便认为稍微抽一点$$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于是，我重新开始抽$$，并且又回到了与那些吸毒的人混在一起的习惯中。不过，我同时又和我那些健康朋友待在一起，以保证自己在一段时间内不至于太滑坡。我可以出去美美地享乐一晚上，然后第二天一早起来跑步。只要跑上里六七英里，我就能为一天做好准备。然而这种情况没有能够持续多久。我的训练开始日趋减少，我开始光顾夜总会。我自我安慰，说能够控制住自己，并且认为即使我重新增加体重，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再开始四个月的艰苦训练，就像上一次一样。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第六章 放任自由 

小时候每次看到我父母出去潇洒，我都知道他们有权利那么做，因为他们为自己创下了一片天地。因此在我的眼里，那就是成功的一种象征。我想，将来某一天等我成功时，我也会天天去夜总会，我也把成功与某种人生态度划上了等号。我会留意那些成功的年轻人——电影明星和流行歌星，结果发现他们大多放荡不羁、傲慢无理。没过多久，我便成了这样的人。我变得惹人讨厌，虽然初涉此道，却以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那时我的一段“里亚姆?加拉格尔”岁月，我信奉他的人生哲学，认为自己必须做个坏孩子，认为自己就是第三个加拉格尔兄弟（严格来说应该是第四个，但是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认为自己无论去哪里都得惹点麻烦。如果没有，那就有辱我的名声。 

我以加拉格尔兄弟为榜样。他们当时正红极一时，我从报纸上读到他们总是在和人打架或者对人说脏话。里亚姆也许是这样，但我认识了诺埃尔之后，却发现他一点也不爱惹事。他对我说，“有许多人都说你像我。” 

“也有人告诉我，说我像你，”我说。不幸的是，我更希望自己长得像里亚姆，但我从来没有向诺埃尔说过。 

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两个小时。我一定让他腻味透了。那是一场名流聚会——是我一生中参加过的最疯狂的聚会——地点是“地牢”夜总会。该到的都到了——米克?贾格尔，罗尼?伍德，朱尔斯?霍兰德，凯特?莫斯和诺埃尔。那时我这辈子最销魂动魄的一夜，虽然是一场化妆晚会，但我不想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傻瓜，于是我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与吉米?怀特和大卫?格雷（不是歌星格雷，而是台球手格雷）一起去了那里。两天后我还要在冠军杯赛上与吉米对局。我们赶到“地牢”夜总会时，那里正进入高潮，非常闷热，到处是汗味。吉米不想在那里待得太久。酒在杯子里流溢，音乐声很大，屋里乱哄哄的。我对他说别傻了，这聚会很棒。“来吧，吉米！”我说，“别紧张，放松一点，我们好好玩上一晚上。我星期天还要和你打比赛，所以我和你一样。”尽管我这么说，我们俩都知道我们不应该在那里。然后，我又想：混蛋，你能有多少机会和米克?贾格尔一起去参加聚会？ 

吉米最后走了，但我那时已经喝了几杯，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已经离开。结果，我独自和大卫?格雷待在那里，而且有些害羞，因为周围的人我都不太熟。我们只是坐在吧台旁喝酒，静静地让人们认出我们是明星，直到后来看到了诺埃尔?加拉格尔。我大声叫道，“诺埃尔！”他打量着四周，但是没有看到是谁在叫他，而我又失去了勇气，什么也没有说。过了一会儿，当他回来时，我又叫了一声，“诺埃尔！”他看到了我，说，“你好，朋友。”然后走过来和我聊天。我记得他那时的妻子梅格正怀着身孕。我不停地问他，他哥哥长得怎么样，告诉他我多么喜欢他的音乐，以及所有那些废话。突然，他冷不防地问我，“你值多少？”我当时想：真他妈的混蛋，他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我父亲要我永远不问别人靠什么为生，也不要问他们挣多少钱。在聊天、欢笑的时候问这样的问题实在太古怪，而且我们当时还根本不了解对方。如果有人的身价达到了一亿英镑，而你自己的身价不到三千万英镑，你肯定会感到有点失落，是不是？于是，我对这个问题一笑了之。 

聊了几个小时后，他说他要走了，因为他妻子梅格感到不舒服，她看上去果然一副很痛苦的样子。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我后来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在他的录音电话上留了我的号码，但他从来没有给我回过电话。于是我便想：我可不愿意把他逼疯，他一定有许多人缠着他。这件事就这样了。他人不错，尽管问了我身价是多少这样的问题。
我以前见过几次罗尼?伍德。他过了一会儿走到我身边问道，“嗨，你星期天还要喝吉米比赛，是不是？” 

“是的，”我说，“他没戏。他十一点就得上床睡觉。我到时候要让他尝尝苦头。” 

凌晨四点，我和罗尼的儿子贾米一起去了吉米住的地方。吉米和他朋友在格罗夫租了两个房间。 我记得我向窗外望了一眼，心中在想：外面怎么就天亮了。我晚上出去玩的时候，总不希望早晨到来，但我那天早晨感到自己难受极了。我心里清楚自己第二天必须参加对吉米的比赛。现在已经是上午九点了，我和大卫?格雷回到了我朋友家，稍微睡了两个小时，然后就回了家。 

母亲看了我一眼，立刻明白我不对劲。“你没事吧？”她说。她知道我不在状态。  

“我得走了，”我说，“我已经定了家旅馆，要接受采访。” 

 她知道我又在饮酒作乐，尤其是看到大卫身上还穿这他前一天晚上所穿的礼服。
大卫的球技非常好，不过当时还不行。他现在的世界排名是第十七，取得神速进步是不再和我以及吉米混在一起之后！他和我一起来到克劳伊顿旅馆，办好了入住手续。我从下午五点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九点，而我和吉米的比赛将在上午十一点开始。
那是英国电视直播过的最差劲的一场比赛。后来不断有人走到我面前对我说，“那场比赛糟糕透了，我们都以为是事先安排好的。”这个评价再恰当不过！第一局，我开球后得了四分，吉米打了十分，我又打了六分，吉米又打了十二分，我又打出十八分。我最后以黑球清杆得二十二分赢了第一局。又过了两局之后，我才开始进入状态。最后，我以4:2赢得了比赛。吉米当时一定是病了，要么就是我对罗尼?伍德说的话没有错，他每天晚上都必须在十一点前睡觉。
罗尼?伍德住在金斯顿街，他在家里设了一个台球室，我和吉米在那里打出过最漂亮的斯诺克。我只见过基思?理查兹两次，却发现他为人非常好。这一点让我颇感到意外，因为关于他的谣传实在是太多了。我有一次和吉米在罗尼家玩的时候，看到一把吉他上有个大洞。 

“看到这把吉他了吗？”罗尼说。 

“看到了。” 

“基思有一天正在弹这把吉他，我说那是米克的。他说，‘我从来不弹米克的吉他。’他把一个枕头盖在吉他上，冲着它开了一枪！” 

那把吉他上面粘了许多羽毛，所以我相信那一定是真的。在听过这段轶事之后，我心中便想：等我见到这疯子时，说话一定要小心，对他一定要有礼貌，对他要客气，“对，基思，不对，基思，”以免惹出是非。 

那天晚上，我们在布莱克本参加完表演赛后，于凌晨三点左右来到了罗尼家。当时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我和吉米仍然穿着礼服，有点疲惫不堪，喋喋不休地冲着对方胡说八道。我们在向对方倾诉自己在即将到来的赛季中将有如何表现——只要我们能想方设法保持头脑清醒——而实际上我们只是一对等待下一次聚会的疯子。我知道自己可以随时去罗尼家，敲门，然后在那里过夜。我们达到那里时，罗尼的妻子乔已经睡了好几个小时了。我们一直熬到早晨六点钟，打台球——我、吉米和罗尼。罗尼家有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台球室：天花板要多高有多高，长沙发舒适得让人难以相信。罗尼的球技也不错，可以一杆连续得二十分，而且他对台球如醉如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打出单杆过百。我试着教他一些技术，但发现这很困难，因为我自己都不十分清楚我是如何打出单杆过百的。 

终于，天亮了，我去上床睡觉。屋子里到处都是酒瓶和玻璃杯，一片狼藉。我对罗尼说，“我得帮你把这里收拾一下。”他说，“别管它，去睡觉吧。” 

我一直睡到吃午饭时才下楼，结果发现屋子被收拾得一尘不染。我对罗尼说，“天哪，乔可真不是吃闲饭的，她真是太了不起了。” 

“什么呀！”他说，“我们请了清洁工上门搞卫生。我和乔从来不收拾屋子。” 

清洁工会在上午十点钟过来，而罗尼那时还在床上。他们自己开了门，收拾完后又自己去了。
第二天，基思?理查兹也来了。我们喝了几杯后就去了台球室。罗尼说，“我要你让基思看看你是怎么打球的。”于是，我和吉米打了十一局——吉米打出了六个单杆过百，我打出了五个。那是我打得最漂亮的一次，可能也是吉米打得最出色的一次。我当时比赢得世界冠军还要兴奋——而上帝知道我在获得世界冠军时多么兴奋！基思说，“这简直就像莫扎特。”我知道莫扎特，因为我看过电影《莫扎特传》。在我看来，那是天大的赞誉。每打完一局，　我和吉米都急不可待地将球重新摆好，开始下一局的较量。十一局，十一次单杆过百。我们当时真是打疯了。基思站在那里，手中端了一大杯兑了橙汁的伏特加酒，而那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燃料。他每隔15分钟就会给我和吉米端来一大杯。即使我们没有打出那么高的水平，在当时那种情况中，我们也会认为自己打得有那么出色。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结伴去温布尔顿看赛狗，罗尼、乔、基思和他的妻子帕姆以及罗尼的经纪人。我非常喜欢带赛狗，总能在那里看到形形色色的人。我在那里碰到了一位熟人，是个情报贩子。他不停地告诉我应该押哪一条狗，结果我每次都大获全胜，离开那里时总共赢了大约一千镑。 

另一次，我们一起饮酒作乐，最后又来到了一家高档福尔汉姆餐馆，给罗尼的母亲做寿。　我记得那是她八十岁寿辰，罗尼家所有的人都在场。我们在那里坐了两三个小时，但没有心思吃任何东西。随后，我们去了罗尼哥哥家，在那里待到凌晨四点才重新回到罗尼家，然后又接着喝到早晨八点钟。我们已经整整喝了两天，几乎个个都已醉眼惺忪。 

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想，喝够了就是喝够了，现在该回家了。于是，我告诉罗尼，说我要走了。 

“不行，”他哑着嗓子说，“我要你留下来。”这就是罗尼，和我一样最不愿意看到聚会结束。
这些算是好的日子，但我外出饮酒作乐时的情况并非总是这么好。我当时结交了许多不三不四的朋友，而且还有许多跟着我混吃混喝的角色。我发现，我在伦敦无论什么地方都能碰到这种人。我有一次参加完一项比赛，在火车上就碰到两个这种人。他们来自苏格兰，我问他们打算在伦敦做什么。 

“没什么打算，你有什么建议吗？” 

“有啊，”我说，“去商业中心呀。” 

他们说得先把行李箱放到旅馆，然后才能去商业中心。 

“不用，”我说，“别这么麻烦了。我们直接去索霍区，你可以把行李放在我得一家店铺里。”于是，我们去了布鲁尔街，赶到那里时已经差不多到了半夜。我把他们的行李存放在我们的一家性用品商店里，让店里的人好好照看，并说我们第二天再来取。 

我们在商业中心一直待到凌晨五点。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两个人，而且我觉得他们要不是认出我是谁，一定会认为我要抢劫他们。可是，他们认出了我，所以感到很安全。我想我只是需要有人做伴。我不想回家就上床睡觉。我想出去找个姑娘，想出去吸毒。我当时在伦敦没有可以信赖的朋友，而这两个陌生人陪我和任何人陪我完全一样。我向来都是这样，总是心血来潮地做事。如果我半夜在街上看到某位“朋友”，我会和他一连寻欢作乐三天。哪怕身上的衣服再邋遢，我也不愿意回家去换一换，我只是想出去挥霍我的信用卡。 

我有一次刚刚买了一辆崭新的“宝马”车，当时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我朋友将车开出我们家的车道，结果撞毁了新车。 

“别去管它，”我说，“我们还是想想去哪里吧。” 

我当时就是这么愚蠢——有人刚刚撞毁了我的汽车，而我却毫不在乎。车不重要，它只是台机器，把我们从Ａ点送到Ｂ点，并让我们能像模像样。我当时认为自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总是能如愿以偿。然而事实正好相反。 

我想表现得像个动物一样粗野，可又不是戴着墨镜坐在切尔西咖啡馆装酷或者装深沉的那种粗野。我没有喝醉酒的时候和姑娘们玩的很好，可我稍微多喝了一点便会对她们动手动脚，所以她们个个对我躲之不及也就毫不奇怪了。我有过许多女朋友，但都没有能维持太久。我只有三四个知心的女朋友，但逢场作戏的姑娘却有许多。在我十七或十八岁时，我会同时有大约十个女朋友——法国姑娘、罗马尼亚女郎。她们大多是台球巡回赛的常客。无论我去哪里，我总得带个姑娘。我会在舞厅结识她们，然后带她们出去。
我从一开始就给贴上了“坏孩子”的标签，一方面是因为我打球的姿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从我转为职业球手的那一刻起，我就是“父亲在监狱里的那位罗尼?奥沙利文”。接着，我母亲又进了监狱，于是人们便总是认为我也一定有一些不干不净的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人们这样想也是情有可原。我第一次惹上麻烦是在布莱克本。我当时住在一家旅馆，结果在旅馆的车道上撞坏了一辆车。当时我正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驶过限速墩（那里的时速限制为每小时十五英里），而且人们在那里连续设置了三个限速墩，为的就是让开车人减速通过后面的弯道。冲过了头两个限速墩，但在过第三个限速墩时失去了控制。当时车上除了我之外还有四个姑娘，跟在我后面的是一辆出租车，上面坐着我朋友和另外两个姑娘。我径直撞上了弯道中央的标志牌，牌子上面还写着“欢迎您入住乡村旅店”。车停下来时，一位姑娘摔到了仪表板下，另外三个姑娘在后座上缩成了一团。我记得我还问她们有没有受伤，然后看看他们是否缺胳膊少腿。我接着便说，“好了，我们下车去喝一杯。”那是一辆BMW 325，完全成了一堆废铁。我当时只有十七岁，刚刚获得英国冠军。两年后，我因为在三号公路上以时速一百三十三英里开车而被吊销了一年驾照。 

我一直特别喜欢车。前不久，我父亲还提起我小时候把母亲那辆价值三万五千英镑的BMW开出去兜风的事。我当时只有十三岁，正沿着公路开车时被他开车回家看到了。他说他当时竭力保持冷静，因为他不想吓着我，而他真想当场给我一顿痛打。 

我常常把母亲的BMW在我们家的车道上开来开去。母亲知道我在开她的车，但她信任我，只是说，“罗尼，别干傻事。不要把车开到外面去。”我有一天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要把车开出去！我把车开过我们街区，然后又开了回来，停好，想着母亲不会注意到。她的确没有注意到。真是太好了！于是，我第二天又将车开了出去，心中还在想着：我要把车开到一英里外我朋友家。就在我沿着干道开车时，我看到了那辆熟悉的车在向我迎面驶来。我母亲的BMW车上有各种花里胡哨的装饰，我们家附近没有一辆像她那样的车，因此我知道父亲一定会看到我，所以我只好把车停下。 

“儿子，你这是要去哪里？只是想在街上练练车吗？”我停了车后，父亲问道。 

“不是，我要去看我朋友。” 

“把车开回家，”他说，“我在家等你。”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决定好好地管教我。 

我把车开回了家，一路上不停地咒骂我自己。父亲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打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把他们的车开出去过。
最糟糕的事件是1994年我被指控拐骗妇女而被抓进了拘留所。丹尼斯?泰勒在“本森和赫基斯”赛上战胜了我之后，我便住到了赫特福德郡汉伯里庄园的一个健身庄中。每个人都想知道我的球技出了什么问题——我刚刚获得英国冠军，所以大家都认为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丹尼斯，但他却以5:1击垮了我。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但肯定不是因为缺少训练。我当时每天都练习七八个小时，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的话，那就是我练得过了头。我认为自己需要休整，于是便对我朋友杰米?福克斯说，“你想和我一起去汉伯利庄园吗？” 

于是，我们住进了那家旅馆，准备休整一个星期。我们吃着健康食品，连续两天哪里都没有去，只是打高尔夫、游泳、在健身房锻炼、彻底放松一下。那个星期结束时，巴利?赫尔恩在为布伦特伍德举行的一场拳击赛做宣传。由于布伦特伍德就在附近，我们便和几个朋友碰头，一起去看了拳击赛，然后一起开车去一家中餐馆吃点东西。这时已经到了凌晨一点左右。吃完东西之后，我们先开车送几个朋友回家，最后车上还剩下吉米和另一个朋友。突然，警察从四周把我们团团围了起来。我压根儿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但我知道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当一位警察走到我的车前时我感到非常意外。但是，当他命令我们下车时，我完全傻了。他把我推进一辆警车，把吉米和我们另一位朋友分别推进两辆不同的警车，然后把我们分别带到不同的警察局。 

他们在警车上说，逮捕我是因为我诱拐了妇女，可我当时连什么是“诱拐”都不知道。 

“等一等，”我说，“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什么是诱拐？” 

“就是绑架。”他们说。 

“你们不是在开玩笑吧？”我说。 

但西服革履的便衣警察显然不是在开玩笑。 

我按父亲所教的办法，对他们提问一概回答“无可奉告”。 

他们把我带到了警察局，将我关进一间单人囚室，脱掉我所有的衣服，给我一件白色的囚服穿。所有警官都在漫无目的地乱转，因为他们听说抓住了一位台球手。他们问我是否需要律师，可我无法与我的律师联系上，结果我只好用警方提供的律师。 

 这一切让我茫然不知所措，但至少有一点我很清楚：这一切纯粹是胡说八道。他们每隔两个小时就拉我出去问话，但我每次都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然后我又会被重新带回囚室。他们不允许我给母亲打电话找律师，还说不允许我和任何外面的人联系，但是到了上午十点钟，我母亲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来到了警察局，给我带来了一些吃的东西。 

 警方渐渐向我解释了我本该怎么做。他们告诉我，有人报警说看到我的车发疯一样疾驶过奇格韦尔，车内坐了三个人——这可能是真的，因为我年轻时开车的确像个疯子。十分钟后，有人去了附近另一所警察局报案，说看到有一位妇女被强行拖上了一辆汽车，车内坐了四个人。警方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一想，便得出了结论：他们认为我一定绑架了那妇女。 

 可这两件事发生的时间根本联系不到一起。我一整夜都在看拳击比赛，而且比赛一直有实况直播。我让警方打电话回“欧洲体育频道”，查看当时的录像，那一定能证明那位妇女被拉上车时，我正在拳击场。 

 下午五点钟左右，警方将我无罪释放。 

 警方从来没有为此事向我道歉。第二天，《太阳报》上登了篇文章，标题为《台球精英被指控绑架》。文章的结尾处只有短短的一句话，说我无罪释放。 这件事让我开始意识到有些事情不大对劲。在我看来，警方此举似乎是有目的的行为，似乎一直在监视我们家。大约一年后，我母亲被警方逮捕。她一直被警方监视。
在那几年中，我似乎总是和新闻以及消息联系在一起——而且全是负面消息。每个月报纸上都会有一篇文章，报道我又卷入了什么最新的是非中。我有一次撞坏了一辆车。我对朋友说，“没关系，我明天要买一辆新车。”那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果不其然，报纸上第二天就登出了大标题《三万六千英镑的车无所谓——罗尼。反正他会再买一辆新车。》那口气就像我是花钱入水的黑帮老大一样。 

 有时候，有些姑娘会给《太阳报》透露消息，以此来挣钱。我有一次被邀请当《大突破》节目的嘉宾，有篇文章说我在上节目时迟到了，因为我在排练间隙躲在化妆室里与一位嘉宾做爱。这纯粹是一派胡言。 

 甚至于在多年之后，每当事情牵涉到一位或几位姑娘，各家小报都会急不可待地将我登到他们的版面上。2000年，我因为酒后驾车被拘留，当时车上有三个姑娘，其中一人穿着睡袍。事情其实根本不像小报添油加醋描述的那样。我和我当时的女朋友比安卡一直在伦敦西区玩，然后开车回家。我们遇到红绿灯停车时，旁边一辆车也停了下来，上面坐着两位姑娘。她们说，“哇，多漂亮的车啊！”于是我们便聊了起来。绿灯亮起来时，我加速冲到她们的前面。警察拦下了我的车，当时大约是凌晨两点钟。由于那天晚上地铁工人 ++ ，因此斯特拉福德车站外站了一百多人。我当时想，完了，我又要上报了。我只是听到有人说“是罗尼?奥沙利文”。有人身上带了相机。果然，第二天报纸上就有了新闻——《罗尼和三个姑娘被抓》。当然，报纸没有忘记特意指出另一辆车上的一位姑娘穿着睡衣，而另一位姑娘看上去“像报纸副版上的模特”。我连那两个姑娘是谁都不知道。 

 我想在警察局做个酒精测试，可那里的机器坏了。警察说已经安排了一位大夫过来，他会弄清楚的。 

“他不会用针吧？” 

“当然会，”他们说。 
  
“别给我打针，因为我晕针。” 

“这要等大夫来了之后才能决定。” 

“可以，我来给大夫解释，可谁也别想把针扎进我的胳膊。” 

结果，我在警察局的长沙发上睡着了。他们让我在警察局待了好几个小时，而我最不想做的就是与警察谈话。我真希望他们能让我待在一间单人囚室里，然后告诉我他们想要我做什么。他们最后给我一个小时，让我提供尿样，可我却一点也尿不出来。我的律师向警方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我被诊断患有抑郁症，一直在服用抗抑郁症药。压力和紧张使我根本无法提供尿样。 

警方建议我交出驾照并接受禁驾处罚，因为这样可以省去我大量的钱财和麻烦——我被告知我的驾照将被吊销一年至十八个月。我正准备按他们说的去做，但我朋友“胭脂鱼”米基说，“不行，你不能这么做。我给你推荐一位最合适的人：尼克?弗里曼。他是曼彻斯特的一位律师，他有办法。他甚至可以给斯蒂夫?旺德（美国盲人歌星）搞到驾照。”尼克非常出色，让我保住了驾照。
 ++ ——strike(中文) 
1996年，我因在世界锦标赛上打了裁判莱恩?甘利的儿子而被拘留。我和莱恩的关系一直不好，我总是觉得他常常故意判我空球，尽管我从来没有故意打出过空球——那不是我的打法。在我看来，空球是台球中不够完善的犯规规定之一。莱恩?甘利有一次在布莱克本走到我面前说，“你父亲最喜欢吃什么？刀子鱼吗？”我心中想，你这混蛋。他在电视上显得热情友好，但现实中的他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且大家都不太喜欢她。他自认为那么说我父亲很幽默。我尽量试图忘掉这件事。我当时十六岁，这些事情没有给我带来多大影响，因为我当时意志很坚强，只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而已。也许你需要彻底垮了之后，才会意识到你曾经有多么坚强。要是换了五年后，我一定会受不了。如果他在我二十一岁时对我说那种话，我会迎面给他一拳。 

我和他儿子迈克的关系就更糟了，结果这给我带来了三万英镑的罚款和两年禁赛。迈克?甘利是世锦赛的助理新闻发言人。他让戴尔滚出球员休息室，因为戴尔穿了条牛仔裤。我说，“听我说，我只是来这里买两杯饮料，我们正在隔壁吃饭，马上就走。” 

“不行，现在就给我离开。”他说。 

“你混蛋。”我说。他不愿意就此罢休。最后，我把他拉到外面，用头撞了他。就在他打电话把事情经过告诉锦标赛组织者安妮?耶茨时，我说，“诉苦吧，你这没用的混蛋。”我抓了他一下，然后就逃离了现场。我当时心中在想，我要趁事情还没闹大赶紧离开哪里。我在那之前从来没有用头撞过任何人，在那之后也没有。那不是我的做法，而我对此也感到非常不舒服。 

我以为安妮?耶茨会帮我，但她找到我说，“你闯祸了，闯大祸了。”就因为我用头撞了人，他们准备把我赶出世界锦标赛，我必须让我的律师来处理这一切。我原定要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对约翰?希金斯，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会让我继续参加比赛。他们召开了一个纪律委员会会议，我得去面对三位纪律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如果不是吉米?钱伯斯（他从我小时候起就了解我）坚决为我说话，我一定会被赶出锦标赛。结果他们允许我继续比赛，而我最终在半决赛中输给了彼得?埃伯顿。 

比赛刚结束，母亲就告诉我，说萨莉怀孕了。萨莉时断时续地做了一年我的女朋友，但我得知这一消息时，我们已经彻底分手。哦，混蛋，我想。这是根本没有料到的事，而且我们的关系一直算不上非常亲密，但萨莉说她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当时心情非常沮丧，不想——也无法——处理这件事。她生下了孩子，给她取名家泰勒，我开始支付抚养费。 

她们母女俩不久就搬走了。我每周给她们钱，并给她们买了一幢房子，让她们继续自己的生活，但是在泰勒四岁前，我都和她没有任何接触。直到我进了戒毒所并开始清理体内的毒素时，我才开始思考父亲意味着什么。我从戒毒所出来后给萨莉写了封信，说我想见见泰勒。她给我回信说，“我不希望你来看她，因为我知道你的为人。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对她不好。”我明白她的意思，而且认为她说得有理，但我毫不气馁，终于开始能在她们家待上一会儿。我看到泰勒时立刻就喜欢上了她，而且看着她就高兴。我在她身上可以看到一些我的影子——像我一样，她什么事都不愿意听别人告诉她怎么做。不过，知道自己在那里并不受欢迎，我心里还是感到很不舒服。我决定暂时将这件事放到一边，等泰勒大一点、 有自己的主见之后再说。她长大后到我家来过几次。她长得非常漂亮。我为我自己无法常常见到她而感到伤心，不过眼下只能这样。我相信我们将来一定会互相了解。
在所有各种事件中，最让我痛苦的是1998年爱尔兰大师赛上所发生的事。我和吉米?怀特在爱尔兰时天天晚上都要出去。我刚刚在大师赛上战胜了他，但他还得留下来参加爱尔兰“本森斯”赛。我当时还有一点理智，因为我在大师赛中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每天晚上都去莉莉?波尔德洛斯酒吧，但我只喝吉尼斯黑啤酒。 

有天晚上，有人要了一点$$蛋糕。我以前从来没有尝过那东西。“这玩艺儿很棒，”他们说。于是，我就尝了一点，结果那玩意儿立刻让我咯咯傻笑不已，而且让我变得异常兴奋，我做出那样的决定真是愚蠢至极。尽管我在赛场上的表现不是太好，但我能感觉到奖杯上将会刻上我的名字。抽签的形势对我非常不利，我的对手先是吉米，然后是斯蒂芬?亨德利和约翰?希金丝，但我仍然觉得自己能战胜他们，而且我做到了，并且在决赛中赢了肯?达赫蒂。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一点$$蛋糕居然会在药检中显示出来，所以决赛完接受过药检之后，我就没有再多想这件事。 

几星期后，在世界锦标赛期间，我的新经纪人伊安?道尔找到我说，“我要和你谈谈，非常重要的事。” 

“出了什么事？”我说。 

“你先去我房间，我五分钟后过去。” 

我去了他的房间，当他进来时，我问，“出什么事了？” 

“他们说你没有通过药检，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 

“哦，混蛋。” 

当时正是世界锦标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别担心，”伊安说，“你只管继续打你的球。” 

“不用担心？会发生什么事？” 

我以为自己会被禁赛，因此在半决赛中对约翰?希金斯时，这个念头一直压在我心头。我现在认为伊安应该在世界锦标赛之后再告诉我。他说他们会在世界锦标赛之后检测我的B瓶尿样，但我一发现自己的A瓶尿样没有能通过药检时，我就知道自己完了。 

B瓶尿样的结果呈阳性后，我只好站到了纪律委员会面前。我说了事情的经过，他们说要考虑一下，一小时后给我答复。午饭后，他们告诉我，说取消了我的爱尔兰大师赛冠军称号，奖金得颁给肯?达赫蒂。可以，我想。我起初心里还比较高兴，因为至少没有对我实行禁赛。但我接着就意识到他们的用意，我被耍了。那笔奖金的数目比较大——六万英镑——再加上奖杯，所有这一切都归了肯。 

2001年，我再次获得了爱尔兰大师赛的冠军。有位记者问我终于第一次获得了这项赛事的冠军后有什么感想。 

“等一等，”我说，“你最好纠正一下自己的提问。这是我第二次获得这项赛事的冠军，第二次举起这座奖杯。如果你认为我会靠麻醉品来提高自己的成绩，那你一定是还没睡醒。那个冠军我赢得光明正大。如果说麻醉品能给我带来什么帮助的话，它会让我失去动力，因为麻醉品本身只会限制球员的比赛状态。我在这项赛事中拿了两次冠军——你别搞错了。”那位记者哈哈大笑。 

肯没有真正赢得那场比赛的胜利。如果你问他，他会告诉你，在他的家乡父老面前，3:9的比分让他脑子一片空白。 

我想，从某种角度来说，坏孩子这个标签贴在我身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内心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个坏孩子——从来没有感到那是真实的我。我希望自己能摆脱这一标签，不过我相信它不会永远消失。也许这并不是一件绝对的坏事。说到底，如果我们回顾台球史，不知为什么，最受人们喜爱的球员好像正是那些有天才的坏孩子。
$$——grug，同第五章

第七章 正视毒瘾  

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可能是件小事，但它却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而且我恨它：我可以整整一个月不沾烟酒，然后又开始重新抽上一口或喝上一杯。我是个瘾君子，在和我的毒瘾较量，而且这种情况永远不会改变。我天生就会上瘾，而且对任何东西上瘾。日子好的时候，上瘾的是台球；日子不好的时候，上瘾的是毒品，我最大的问题是$$。人们总是说你不会成为瘾君子，说$$不是毒品，而我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那是1998年，我又开始抽烟喝酒，正在走向灾难。我已身心疲惫。我知道自己需要帮助。我是位成功的斯诺克台球手，世界排名又回到了第三，但我有一种罪恶感。我那对任何事情都上瘾的天性在驱使我去达到完美，而由于我从来没有能做到完美，我便时刻有一种失败感。我的生活模式在过去六七年中一直是这样：为完美而努力，为无法做到完美而感到绝望。奇怪的是这种痛苦又让我感到舒服。也就是说，每当我感到痛苦时，我又非常高兴。我已经习惯这种模式，而且我总是找借口不让人进入我的内心世界，不让人说我，也不让人骂我。当我觉得的自己没有权力感到抑郁时，那才是真正最痛苦的时候。最典型的例子是1998年我在约翰?希金斯的家乡苏格兰举行的“恩巴希”大师赛中战胜他。最不可思议的是我甚至想在决赛中乱打一气，因为我知道每次“恩巴希”赛之后总会有一个盛大的宴会，主办方邀请的客人们会拿着节目单过来，请参加决赛的选手签名。我想，如果我输了，我就能赢得人们的同情，然后我就可以说“我累了”，而且我会不可思议地为此感到高兴。我脑子里当时想的就是这些。我在折磨我自己，在问自己：你为什么想扔掉三万英镑，然后找借口让自己痛苦？这说不通。 

决赛的大部分时间我打得都不错，但打到6:6时，我突然来了精神，进入了最佳状态，而约翰则完全傻了。四周都是他的家乡父老，而他们在期待着他获胜，因为他三个月前刚刚获得世界锦标赛的冠军。我估计他当时可能承受不了这种压力。这就像我在温布利那场比赛一样：你非常想在自己家门口获胜，结果心理压力变得很大。 

我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感到失望或痛苦，可我却仍然感到失望和痛苦，而且我还得在人前装出一副幸福高兴的样子。我一直认为自己必须实现人们对我的期望或希望。决赛结束后，出席“恩巴希”大师赛宴会的那些人都在说，“罗尼，你刚刚获得冠军，现在一定欣喜若狂吧？”可我内心却感到很痛苦。我真正想做的是对他们说，“谢谢大家，我现在要回房间去了。”可我觉得自己不能那么做，因为我知道自己应该欢庆，应该和大家一起热闹。我在想，我还得说几句话，说说这场比赛多么出色，主办方有多么了不起，伊安?道尔是个多么了不起的经纪人，他对我来说是多么坚强的后盾，感谢苏格兰人，我很高兴能在他们面前打球，而且我急不可待地等着明年再次回到这里。但我真正急不可待地想做的是赶紧离开那里，赶紧回到我的房间，对道尔发一通脾气。他能够处理好我，他知道我的真实情况。他知道我只是在人前装样子，因为他整整一星期都和我住在一起，知道获得冠军并不能让我好受一些。 

我站起身来致辞。约翰?希金斯刚刚说完，而且他非常自信地称大家为“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客人们”，因此我便想，该死，我该说什么？他说这是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并且为我赢得冠军而高兴，然后他说了几个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刚刚输了球，可他很开心；我刚刚赢了球，心里却异常痛苦。我站起身来说，“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当时有三百个人坐在那里，都是赞助商“恩巴希”烟草公司请来的贵客，而我都不敢直视他们。我记得我当时说，“非常感谢大家”，但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说了那句话，然后我简单地补充道，“呃，就这些。”我听到大家哄堂大笑，我可以肯定他们是在笑话我。现在回过头来想，他们可能根本不是在笑话我，可我当时就是这么疑神疑鬼。 

第二天早晨，戴尔在楼下吃早饭，可我却不愿意下楼，因为我感到糟糕透了。我让戴尔给我带早饭上来，并告诉他我们马上就走。我刚刚在赛季的第一项赛事中赢了六万五千英镑，刚刚休息了整整三个月，任何一个赛季都没有这么好的开门红，可我仍然觉得痛苦难熬。吃完早饭后，戴尔说他刚刚和《卫报》台球专栏的记者克莱夫?埃弗顿聊了会儿天。“他听到了你的致辞，”戴尔说，“听到了你说的那番话。他对我说‘我和罗尼完全一样，也无法面对那么多人，我什么都无法面对。我常常会在打台球时突然控制不住自己，莫名奇妙地哭起来。他很压抑，需要好好治疗一下。’”这番话听上去很耳熟，我在打球时有过同样的感觉，而且我也同样会突然控制不住自己。在这种时候，人们便会认为我有点精神不正常。我会打出非常冒险的球，因为我会想：去他的。我想尽快逃离这里。 

有时候，这种情况反而会给我带来好处。当我开始乱打一通时，如果球又恰好对我很顺手，对手就会想：这是场非常重要的比赛，他不应该打出这样的球，他准是打疯了。结果，对手便会打出空球，因为他认为我没有任何惧怕心理。但我在球台上感到不害怕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已经害怕到了不知道害怕的地步。我常常在十一局比赛中与对手打成5:5，然后会感到很高兴，因为我知道自己可以收拾行李回家，不必再待在比赛现场。钱并不重要。我知道即使我在每项赛事中第一轮就遭淘汰，我也仍然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所有的账单。我在想，最糟糕的是我的世界排名可能会下滑，但我仍然能挣到足够的钱来维持生活。
我回到家后给迈克?布里尔利达了个电话。（克莱夫?埃弗顿那天早晨和戴尔聊天时，建议让我联系一下迈克。迈克以前是板球运动员，离开球场后当上了心理医生，主要从事体育心理治疗。）他说他太忙，把我推荐给了我们家附近一所私立医院的马尔戈大夫。我前后去找过马尔戈大夫一个月左右，把自己的心里话全都向他倾诉了出来。他只是静静地听着，很少说话。他脸上的表情很平和，属于那种你可以信任的人，于是我就说啊说。那花了我一大笔钱，但我希望仍物有所值。我每次从他那里出来都感觉特别好，就像卸掉了压在我肩上的重负一样。然后，我就会上床睡觉，第二天醒来后发现焦虑又席卷而来，我又开始感到惊恐不安，感到自己孤立无援。我到了什么都不想做的地步。 

我终于去找了另一位心理医生，也去找过迈克本人。迈克提出了一个建议，但我只是接受不了。我告诉他，我对自己的击球动作感到很别扭，每次在球台旁都感到不舒服。 

“你父亲是左撇子吗？”他问。 

“不是，”我说。 

“那么他很可能是用右手捅死了那个人，”布里尔利说。 

“很可能是吧。” 

“也许那天晚上在酒吧发生的事影响到了你的右臂。有许多人多年前参加过战争，被明令开枪打死那些他们不想杀死的人，结果多年后他们的手臂瘫痪了。” 

我接受不了这种说法，因此打那之后我无法再把他的话当真。这并不是说他不行——我知道他很有名气，而且治好了许多人——但他刚一提出那种看法，我就对他失去了信心。在那之后，我仍然找他看了一年，因为我的自尊心太差，没有勇气告诉他，说我去找他没有任何意义，说我认为找他没有什么进展。我甚至付给他高出标准的费用。我记得他当时的收费是每次八十英镑，而我给他九十英镑，因为我希望他喜欢我，希望他认为我这个人不错。 

“你不必多给我钱，”他说。 

“没什么，我这样做感觉好一些。”我说。 

这又是我的自尊在作怪。我当时愚蠢地以为，证明我是个正派人的唯一办法就是多付他钱。要是我送东西给别人，他们就不会认为我是那种我自己认定的混蛋。 

迈克?布里尔利还可以。总的来说，每次从他那里出来，我都会感觉好一些，但我开车去伊斯灵顿找他时，我又会常常想：我只要过一两个小时或者一两天就能感觉良好，所以开车去这么远，而且还是在交通高峰期，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就像与马尔戈大夫打交道一样，我并不觉得自己能从中得到长远的益处，而且我非常反感要去那里。我最终只好承认心理治疗对我不管用。
在赢得苏格兰大师赛不到一个月后，我去爱尔兰参加一些表演赛。我让戴尔和我一起去。我不在乎自己时候会在戴尔面前感到痛苦——他能帮我减轻痛苦。如果大家看过电影《绿色英里》的话，那么戴尔就是影片中那位能将别人所有痛苦吸走的黑人。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确切地说，是他陪伴我经历了那么多。我知道，如果没有他，我今天可能不会还活跃在台球桌旁。戴尔唯一沉溺的是生活，他给人带来欢乐。无论什么事情，他总能看到好笑的一面。我和他在一起总是乐不可支。他就像一剂药。 

在爱尔兰的第一天晚上，“砰”，棒极了，我打出了单杆一百四十七分，博得了满堂喝彩，大家都疯狂了起来。我在九局球中又打出了三个单杆过百。我每次打表演赛时总能打出一百多分和最高分，因为在表演赛中我既不能表现我的战术球技术，也不能表演我的绝技。如果我再不打出单杆过百，那些下赌注的人就会想：我看罗尼?奥沙利文比赛时，他连五十分都打不出来，而且一句话也不说。妙极了！正是这种压力在迫使我尽情展示自己，否则观众该看什么呢？对于“龙虾”丹尼斯?泰勒，你可能一整夜都无法看到他一杆打出五十分，但你能看到他打出一些非常漂亮的花式球，博得大家的笑声。所以，那天晚上我的球感非常好，我自己感觉也非常好，可以说是非常幸福。 

第二天晚上，我们去了莉莉?波尔德洛斯夜总会，在那里喝酒，抽$$，后面还跟了几个爱尔兰朋友，他们个个喜笑颜开。戴尔凌晨三点左右离开，而我仍然意犹未尽。我们又从那里去了里森街，并在那里一直待到早晨七点钟。我毫无睡意，异常兴奋，也不想回旅馆，于是我的那些朋友说我们可以去一家开门比较早的酒吧。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于是他们解释说有些酒吧早晨七点钟开门。“太好了，”我说，“可以用吉尼斯啤酒来当早饭。”我们一大老早行走在市中心，而周围都是匆忙赶着去上班的人。我穿着一件大衣，里面什么也没有船，因为我朋友吐了自己一身，我只好把我的衬衣给他。我们看上去一定像四个刚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疯子。我想，人们会怎样看我们？不过我当时已经醉了，根本不在乎。我们坐在酒吧里和吉尼斯啤酒，一直喝到中午。当天下午我还有一场表演赛，当然等我赶到球场时，我一个球也打不进。 

我们就这样整整过了五天五夜。最后一个晚上，我双手抱着头坐在那里。戴尔问我怎么啦。我知道他还没有意识到我多么难受。我感到自己像是死了一样。我无法动弹。我说我无法坚持下去，还说我们应该把下赌注的那些人的钱还给他们。我们去了表演赛的现场，打完了比赛，然后我第二天就飞回了家。回到家后，我一头倒在沙发上，无法动弹，过去一周中所做的一切让我精疲力竭。现在离英国锦标赛开赛还有九天，所以我还有九天的时间来恢复自己。让我疲惫不堪的不仅仅是酒，我心情沮丧，而且体力不支。 

我几乎没有任何动力去进行体能锻炼，因为我内心深处知道这一切都将毫无意义。我没有任何求胜欲望，甚至都不想练球。我在感情上没有准备好参加任何比赛，甚至做任何事。而且我知道，每个人都会觉得我在让他们失望。我毕竟是卫冕冠军。我向自己承诺，这将是最后一次我让自己进入这样的状态。但是，就在我跨越这道栏杆之前，我还得面对更糟糕的事。我要不要告诉父亲我已经把一切都搞砸了？我是否应该等到比赛前一天再告诉他？摆在我面前的是台球界最重要的赛事之一，而我心理上已经完全垮了。我想，身陷囹圄的他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我无节制地饮酒作乐。可如果我因为这一点退出比赛，那一定会让他伤心透了。他绝对不会同情我。我知道他会说得我一无是处，说我虚度光阴，说我给家庭带来了耻辱。我知道他会这样骂我，所以我只能祈求上帝不要让他把我骂的狗血喷头。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希望我当时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退出比赛，不向他做任何解释，因为他对此事的反应比我担心的还要可怕。我最后脱口说道：“爸爸，我上星期在爱尔兰搞得筋疲力尽，根本无法参加英国锦标赛。我精神上全垮了，我精疲力竭，甚至都无法捡起球杆。爸爸，我说的是真心话。”我越来越绝望，但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情况会糟糕到那样的地步。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说，“我不敢相信你会这样做，我认为你还没有蠢到这个地步。” 

“我知道，爸爸，”我说，“我错了。我现在一团糟，但我绝不会再犯了。我像上帝保证，绝对不会再犯了。”我说我一定改过，但我心里明白那只是说说而已。 

从那天起，他每天都打来电话，问我感觉怎么样。 

“哦，还可以吧。我每天练一会儿球，然后休息，”我说。 

但是，他每天和我通电话时，似乎总有新的什么事情让他对我生气。他认为导致我目前这种局面的不仅仅是我在爱尔兰的那个星期，而是我在过去六个月中所做的一切。他有一天终于再也忍不住了，“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他说。“我和你母亲不想再和你有任何关系。你和我们一起做生意，我们在尽心尽力，而你却没有尽一份力。我们再也受不了了。你母亲要你搬出去，我们不想再和你有任何关系。我也不想你再来看我。我这是最后一次和你说话。”他就这样说呀说，越来越气急败坏。 

尽管他这样苦口婆心地说我，我还是告诉他我肯定不会参加英国晋标赛。 

“好吧，”他说，“收拾好你的东西，自己一个人去过吧。我祝你这辈子一切顺利，福星高照，但你不再是我们的合伙人了。” 

我所挣到的一切，我父母所挣到的一切，我们一直共享。我们一起出钱买房子，而当我挥霍过度时，母亲用她自己的钱帮我度过了难关。大家挣到的钱大家一起花，父亲进去之后，家里买房子或者其他开销几乎全是我出的钱。 

“你有那么多的抵押贷款在身上，却无法参加一项该死的锦标赛。”他在电话那头对我嚷道。 

我知道其他犯人和狱警都能听到，而且那些狱警们可能还会沾沾自喜，心中想：他挺不住了，终于挺不住了。也许唯一能让父亲挺不住的就是这样的事——家庭的破裂。
我已心力交瘁。我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一切，所以只能面对现实，不再去见他。我也很生气，生他的气，生母亲的气。我一直都在竭尽全力。不错，我是干了傻事，可我当时情绪低落，我的自尊降到了最低点，我对此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疲惫不堪。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我为什么会这样做，也没有告诉过他们我对自己的感觉。他们只是认为我像许多年轻人一样饮酒作乐，偶尔抽一点$$，并且认为我只要能控制住自己，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我的情况非常糟糕，$$几乎成了我的灵丹妙药，正变得比台球还要重要。我渴望体验那种瞬间就能产生的化学般的亢奋，以致我根本不去考虑后果。我知道这样做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但我这样做绝对不是因为我想让父母生气。他们总是说这世界上比我差的人多的是，他们当然言之有理。但是，尽管我知道自己想要买什么都能买得起，这却并没有能让我感觉好一点。他们无法明白这一点。人们很难理解抑郁症患者的感觉会有多么糟糕，也不理解抑郁症患者为什么会有那么糟糕的感觉，除非他们自己亲身体验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最没有用的帮助就是试图用逻辑的观点来分析抑郁症患者的状态，因为抑郁症与逻辑没有任何联系。 

母亲自然无法理解。她对我说，“你看看我所经过的一切，可我处理得很好。” 

我说，“是啊，你做得非常出色，我为你感到骄傲，但那是你，而父亲进去并不是我唯一的问题。我每天早晨起来时都感到自己的状态糟糕透了，每次去参加比赛时都无法面对大家。这非常不正常，该死的台球。我只是想每天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这样才能消除我的痛苦。” 

我父母现在回忆往事时，能够理解一点：我需要经历所有那一切才能自己找到答案。如果我当时听了他们的话，我可能会在比赛过程中一败涂地。他们当然不希望看到我变成那样，但他们以为那就是让我感到痛苦的事。在这起事件之前，父亲总是说，“听着，如果是台球让你感到抑郁，那么你就接管家里的生意。我和你母亲一直经营得很好，我们认为现在可以交给你了。”我很高兴自己没有走那条路。世间的一切之所以会发生总会有自己的原因，如果我那么做的话，也许我就会放弃一切，结果同样感到非常糟糕。 

我从家里搬了出去。幸运的是，我刚在离家不远处买了一栋小别墅。在与父亲吵架之前，我已经感到很孤独，但是我现在感到的是一种新的绝望。母亲不要我了，父亲也不要我了。我唯一的亲人只剩下了戴尔，于是我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和家里闹翻了，已经从家里搬了出来，而且我精疲力竭。他倒是没有骂我一顿，不过他确实想知道我如何看待我和他的关系。 

“戴尔，就你和我，”我说，“我们一起奋斗。”可我感到孤独至极。 

戴尔给伊安?道尔通了电话，因为伊安当时是我的经纪人。他告诉伊安，说我将不参加英国锦标赛，而且伊安得告诉大赛组委会，卫冕冠军已经退出了赛事。报界那一天忙坏了，大肆报道说我已江郎才尽，说我心情沮丧，而那些专门报道台球的记者则在分析我的心态。我有一天打开了《每日邮报》，看到上面登了满满两大版，作者是我所认识的一位记者。他说我本质上是个好人。这位记者叫特克斯?亨尼西，我十五岁时，他曾和他妻子一起在布莱克本请我吃过饭。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在那个时候充满了自信，可以战胜任何对手，可是七年后的现在，我却内心非常苦恼。他说他这么多年来看着我发生了变化，从顶峰进入了低谷。我边看边想：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他在文章的最后说，这一切都与我的父亲有关，但我在与我的噩运抗争，试图闯过这一关。他在文章中所写的一切像是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在看着别的台球手享受生活，看着他们在赛场上兴高采烈。我仍然还记得那种感觉，我非常嫉妒他们。我想，你们这些该死的幸运儿。我对你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个异类分子，我现在异常痛苦。
还有一件事压在我的心头：每个人都在说我浪费天才，说我应该赢得更多的冠军。我边看着所有这些文章，边在心里反问自己：为什么我要用台球来折磨自己？为什么我还在打台球？为什么我这么痛苦？为什么我会碰到这些问题？为什么我就不能让父亲坐在这里欣赏我的球技？我心中想，如果他能出来，我一定不会是这种状况。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的抑郁与他没有关系，但有时候又非常清楚，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因为他进了监狱。 

我知道，当父母亲把我从家里赶出来时，我只有两条路可以走。我可以出去花天酒地，毁掉自己，或者证明父亲的话大错特错。我迫切地想赢得下一项赛事的冠军，让他给我打电话，哪怕是透过母亲把话传给我，“告诉他，干得漂亮。”我知道他会的，因为不管他说了什么，他是爱我的。 

几星期后，母亲给我打来了电话，问出了什么事，我为什么不和她联系，为什么不住在家里？她说话的口气像平常一样，仿佛她已经忘记了所发生的一切。 

“爸爸疯了，”我说，“我再也不想和他说话。就我而言，我已经不是家里的人了。”这毕竟是父亲对我说的原话。“这没什么，我可以接受。你就让我自己生活吧。” 

“我可不愿意，”母亲说，“我要你回家来。”她哭了起来。 

我又开始新一轮的恢复训练——每天出去跑步，每天练六小时球。我没有赢得下一项赛事的冠军，而是在第一轮就输了。不过母亲让我回家倒是非常重要的事。

第八章 进戒毒所 

　　2000年我刚刚认识比安卡，而且把她看得很重。她大多数时候都住在我那里。我在过去两年里一直试图保持头脑清醒，但我内心深处仍然很脆弱，而且更糟糕的是我还不能让她知道我的状态。于是，我每天早晨起得比她早，想让自己过把瘾——如果你把早晨九点钟抽$$称作过瘾的话。我需要靠它来保持正常，至少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我绝对不会当着她的面抽$$，因为我知道那样做不对，而且不正常。我已经离不了这玩意儿了。我以前的女朋友烟瘾比我还要大，但比安卡从来不碰这玩意儿。我心里很清楚，如果她知道我在做什么，她一定会瞧不起我。我觉得自己开始过上了偷偷摸摸的生活，而我这个人从来就守不住秘密.
我需要帮助。我当时以为，也许是因为感到抑郁，我才一大老早就需要抽一口，然后再靠它熬过这一天。于是，我给英国毒品帮助热线打了个电话，和一位名叫萨姆的姑娘聊了起来，她从此就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向她解释，说我认为问题的核心是台球，因为每次球打得好时我的心情也好，而每次球打得糟糕时我的心情也糟糕。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在先。如果我心情不好，我就会坐在家里，不和任何人说话，或者去健身房练上两个小时，让自己的心情重新好起来。要不，我就会去某个朋友家，饮酒作乐。
萨姆在电话里听我讲完后，请我过去见她。我告诉她，我认为自己需要$$才能恢复正常，才能在别人面前放松下来。 

“我认为你已经染上了毒瘾，”她说。 

我当时在看三位心理医生，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一点。 

“你愿不愿意考虑去戒毒所？”她问。 

我以前听说过戒毒所，所以第一个反应就是：不，那不是我该去的地方。那是给海*因或海*因瘾君子们准备的，而我只是抽$$。我需要的不是戒毒所。但是萨姆的话有一定的道理。 

“你只需要在里面待四个星期，想不想试一试？”她问。 

“我什么都可以试一试，”我说，“我已经试过催眠术、心理治疗、心理咨询。是的，我什么都可以试一试。” 

“你今晚可以来和我见一面吗？” 

“好吧，我来。” 

“太好了，”她说，“我们今晚就去参加他们的一个座谈会，然后，我明天为你去戒毒所登记。” 

“等一等！我不准备明天就去戒毒所。那要等到以后再说，因为我现在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
*——洛（这三个字百度不让发)
“那就先来参加他们的座谈会吧，”萨姆说，“看看你有人么想法。如果你想去戒毒所，明天就可以去。” 

我决定先告诉我母亲，所以我又问萨姆能否陪我去见我母亲，因为我不知道母亲会如何反应。说实话，我有一点害怕。在母亲家坐下来之后，我把萨姆介绍给了母亲，并告诉母亲萨姆是戒毒咨询所的工作人员，并且说我可能会进戒毒所。母亲听后放声大笑。那是一种心情不安的大笑，我觉得她没有意识到我是多么绝望。 

“你的看法呢？”我问。 

“罗尼，如果你想去那里，你尽管去。我百分之百地支持你。这你知道。”她说。 

可她以为这一切只是个玩笑——尽管她曾经为此将我赶出过家门，而且说过我抽$$的事让她实在受不了。不过，那时让她反感的与其说是我抽$$，还不如说是我的体重。一旦我气色不错，体重正常，我在母亲的眼里就是个好孩子。如果我外表不错，那么我身体内的状态也一定不错。我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我现在看上去很正常，可我为什么必须在早晨抽过$$后才能面对世界，才能在任何人面前不感到紧张呢？我常常感到惊恐，而摆脱这种惊恐的唯一办法就是抽$$。我在公路上开车时会突然无缘无故地将车停到路旁。我会感到非常恐慌，感到无法呼吸，因为我会换气过度。人们会隔着车窗玻璃望着我，而我却在想：他们在看什么？我感到自己像个偏执狂，而$$只会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糟糕，让我变成一个疯子。可如果我没有被$$弄得神思恍惚，我又会感到害怕、孤独、痛恨自己。我为自己感到不舒服。我不喜欢自己是罗尼?奥沙利文。
我参加的第一次座谈会是在伦敦东区，时间是某个星期四晚上八点。我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萨姆说，“你就过来听听，不必说话。喝杯茶，如果感到自己想说话，那就发言。”我坐在她身旁，那里的人互相拥抱，互相问候。他们走到我面前，但我感到很害怕。我知道自己是公众人物，以为他们会用另一种眼光看我，并且会想：他在这里干什么？接着，坐在前一排的一位妇女请大家开始发言。人们开始解释自己为什么会成为瘾君子，瘾君子的定义是什么，然后念了一份被称作《麻醉品12步疗法》的治疗方案。那位妇女然后便感谢所有发言的人。
接着，一位男士给大家讲述了他的经历、勇气和希望——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约翰过来给大家讲述他的经历、勇气和希望。”在场的人其实都应该将自己的经历与讲述者的经历进行比较。我只是听着，因为我的经历与他完全不同：他从小就受虐待，不断被人欺负，每个人都拿他当出气筒，因为他是黑人。他吸上了海*因，常常进拘留所。我望着他，心中在想：他和我截然不同，我一直有事做，我们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他讲完了之后，我在想：我坐在这里干什么？这不是我该待的地方，而是为那些不可救药的人准备的。 

我们当时围坐成一个大圈。人人介绍自己，说自己吸毒上瘾，并讲述自己的经历。五六个人讲完后，我仍然在想：我的经历跟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同。我甚至感到有些无聊，只是坐在那里想：我可以听听他们都说些什么，但我不会去戒毒所。我可以肯定这一点。 

这时，有个人说道，“我叫特里，也是个吸毒者。我记得在那些日子里，只要电话铃一响，我就会躺在床上用床单捂着头，把电话铃声堵在外面。我会下楼，拉上窗帘，任何人来敲门都不开。每当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我就会感到惊恐不安，无法和任何人交谈。” 

他刚说到这里，我就想：我知道那种感觉。如果他曾经和我一样，那么看看他现在多么健康，我也一定会有希望。就在他讲述他的经历的过程中，我从绝望变成了充满希望。以前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都没有能让我如此兴奋过。所有心理医生都说我的情况与我父亲进监狱有关。如果你所爱的一个人要坐十八年的牢，这当然会对你的心理产生一些影响，这连白痴都能知道。而且就连白痴也知道我并没有处理好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影响。但那些心理医生没有能帮我解决好这件事：他们只是告诉我一些我已经知道的事，而不指点我如何向前。可我刚听完特里的经历，我就充满了希望。 

接下来讲述的一位既不是精神有问题，也不服用海*因。他只抽$$，所以这又是一个情况和我相同的人。我心中暗想，抽$$也能成为问题，所以你并不一定非是海*因或可卡因服用者才来这里。 

从会议场所出来时，我对萨姆说，“这座谈会太好了。我很兴奋。”我坐在那里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不敢开口说话，担心人们会对我评头论足，或者会认为我不配坐在那里。我当时想，只要我不说话，我就可以随时离开，或者只听那些给我带来鼓励的话。 

“好吧，我去戒毒所，”我说，“但不是明天。我必须先去告诉我父亲。如果不告诉他，我是不会去的，因为我知道所有的报纸都会得到消息，而我希望他能有心理准备。” 

我们已经联系好第二天去探监，于是我和我朋友迈克尔一起去了监狱。整整一个小时，我只只想把这件事告诉父亲，可我就是没有勇气将它说出来。我不知道该如何说。我最后说到，“爸爸，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他说，“说吧，什么事？出什么事了？” 

“我准备去戒毒所。”我说。 

“感谢上帝，”他说，“你准备接受《12步疗法》？我们这里也有一些人曾经服用过海*因。他们当时的情况很可怕，结果他们去参加了那些座谈会，接受了《12步疗法》。罗尼，他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平静的人。他们不再随意发疯。他们很开心。我坚决支持你。你进去好好待着。不管你在里面待多久，我都祝你好运。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我知道那样对你有好处。”
父亲告诉我，我每次上电视，他都会和一位曾经接受过《12步疗法》的室友坐在一起，看着电视上的我。“他今天不会赢，”这位室友会说。父亲便会问，“你怎么知道？” 

“他对待这场比赛的态度，你可以看得出他不在状态中，所以他今天不会赢。” 

父亲说那个人每次都说对了。 

“真混蛋，”我说。 

父亲说这个人就要刑满释放，并且建议我让这个人陪我去参加比赛。“爸爸，”我说，“你这辈子已经吃够了你的一些朋友给你的苦头，我也受够了他们。我可不希望有这么一个人在我身边，这么一个疯子。我现在很好。”虽然我事实上并不好。 

这样拒绝接受父亲的室友使得这次见面结束时双方都感到有点不愉快，可等我回到家时，我仍然感觉很好，前一天晚上的经历仍然让我很兴奋。我感到自己很放松，脑子里没有纷乱嘈杂的声音。我的脑子里一直有这些声音在互相争吵。我不知道该去哪里，该想什么。在那些嘈杂的声音中，我无法思考。它们要把我逼疯。可它们现在全都消失了。
我给萨姆打了个电话，她说她将安排我第二天上午去戒毒所。现在只剩下一个人还需要告诉——比安卡——于是我去了瓦尔特汉姆斯托，在她家向她解释我将做什么。 

她大发雷霆。“你不是瘾君子，”她嚷道，“你没有问题。” 

“听着，我要去那里，”我说，“而且我希望你能在这一点上支持我。我非常爱你，我去戒毒所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认识了你。你不服用毒品，而我为自己抽$$而感到羞愧。去戒毒所可以让我变得更好。这也许就是我所需要的。” 

“听着，如果你非要去那里，那么你和我的关系就结束了。”她说。 

我就这样离开了她。尽管她说了那番话，我回到家时仍然非常兴奋，真想抽一口$$。我知道自己第二天就要去戒毒所，就要完全与毒品隔绝。我得待在那里住一个月。我想，那里面会像监狱一样，所以现在再抽几口$$又有什么害处呢？我开始准备$$，但就在这时，比安卡来了。我们认真谈了起来，她最后终于同意让我去。“如果你认为你必须去，那你就去吧，”她说。 

可是第二天，我起床后正准备去戒毒所时，她说，“听着，要么是我要么是戒毒所。” 

我坐在那里想了想，不到五分钟就收拾好旅行包，对她说，“回见。”我回到母亲家，收拾了满满一旅行箱的衣服。萨姆过来接我，我们一起驱车去位于罗安普敦的戒毒所。她在大门外停下车，让我自己去登记处。办完登记手续后，我被领到了自己的房间。房间不错，很舒适，里面还有电视机。我想，还不错。接着便进来了两位女医生，她们让我填一张表，注明自己的问题。她们看了一眼，飞快地说道，“是的，你的情况符合毒瘾部。你所回答的这些问题说明你对自己所选用的毒品已经上瘾，”我当时用的毒品是$$。我也喝酒，但我以为自己去那里仅仅是戒掉$$，所以并不认为喝酒也是个问题。她们说我上午可以待在房间里，下午可以去参加麻醉品座谈会。“我们星期六只工作半天，”其中一位医生说，“大多数人都在两点三十分去参加座谈会。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去。我们建议你去听一听。”我只参加过两天前的那次座谈会，所以我想不妨去看看。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这一情形让我感到害怕。一位戴着大眼镜，厚嘴唇，五大三粗的妇女正在发言。我的心怦怦直跳，紧张得想呕吐，因为我在想：我得开口，我得说点什么。我听他们一一讲述自己的经历，介绍自己的状态，以及他们现在感觉有多么好。我鼓起勇气，报了一下自己的名字，然后说道。“我感到很压抑，常常会惊慌失措，我感到现在就想抽几口$$。我坐在这里并不感到舒服，但我想得到你们当中一些人已经得到的东西。我现在来了这里，要在这里住一个月（这些康复的吸毒人员已经离开了戒毒所，现在只是借用这个地方开座谈会。）我感到害怕，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否正确，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这里。不管怎么说，我已经试过了其他各种办法，但都没有效果，所以现在也要试一试这种方法。”我说到这里时，已经热泪盈眶。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我真希望自己没有踏进这里，没有因为我的话让任何人感到不安。 

但他们后来个个走过来和我握手，其中一人还说，“你给了我巨大的勇气。”我想：什么？！我怎么会给你勇气呢？你只是在安慰我吗？他接着说道，“你来对了地方，哪怕只待一天也是待对了地方。”那位戴着大眼镜的厚嘴唇妇女说，“我已经戒了四年了，但你刚才那番话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走进这房间的感受。你的话会让我今天继续远离毒品。我知道，如果我又像从前一样生活，我将重复你现在的这种状况。看到你经受这么多痛苦，我会打消回到从前的念头。大家总是说，座谈会上最重要的人是那些新来的，因为当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时，那对我们其他人是一个活生生的对照。这种疾病的记性很差，会在你有病的时候告诉你没有病，会在你不该做这么些事情的时候要你去做。这就是我今天所知道的。”
座谈会结束后，有个人走到我面前，和我一起坐在戒毒所院子里的一棵树下。其他人都回家了，但他在那里坐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和我聊天。 

我说，“我感到糟糕透了，我想自己都快要发疯了。” 

“有这种感觉很正常，”他说。 

“你是说，感到压抑、感到愤怒、感到无奈并痛恨着世界很正常？”我说。 

他点点头。 

我突然明白了。“是啊，感到很厌烦也不算什么，对吗？”我说。我猛然觉悟。这番话刚一出口，我就不再为感到厌烦而痛苦。我感到如释重负。我想，如果我能继续参加这些座谈会，继续与这样的人打交道，继续和他们聊这些事，我就会好的。我并不怀念外面的世界，因为我当时的台球战绩一团糟。 

“那么感觉到自己想服用麻醉品呢？”我问。 

“那也很正常。”他说。 

我想：混蛋，什么都正常。一切都会好起来。我感到自己像是回到了家中。我问他戒毒成功已经有多久了。 

“十四个月，”他说。 

“十四个月，你一点也没有再沾那玩意儿吗？”我不敢相信。 

“是的。我来参加这样的座谈会，和你这样的人交谈，感觉就好了。虽然我有时仍然会发怒，仍然会感到厌烦，但那些感觉很正常。” 

我很久以来第一次感觉这么好，因此心中想：我无论如何也要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不过，我无论做什么是都会百分之百地投入——这大概就是我会上瘾的原因。我发现自己很难满足于仅仅抽一口$$、喝一杯酒、或者出去玩一个晚上。我要邀请每个人，我要开最好的聚会，最大的派对，我不希望任何人回家。我干什么事都要干到极致上。
我在戒毒所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在那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怎样发挥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在驱动我。我唯一的念头就是早晨起床，打台球，赢得奖金来支付账单，并且确保在父亲回到家中之前母亲一切都好。那就是我生活的责任。我可能感到自己状态很糟，但无论做什么，我感到自己都必须将它坚持到底，直到这一刻。 

我有时候会激励自己超越我的极限，或者超越完美——随你怎么说。想做最好的，想赢得胜利其实是一份财富，但如果你没有达到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你会感到非常不开心。如果无法取得进步，你其实完全可以退后一步。现在，无论我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我都会把这种感觉消灭在萌芽之中，不让它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在戒毒所里，护士会在早晨七点三十分叫醒我，给我一粒小药片。他们不让我再服用戴尔建议我服用的那种抗抑郁症的金丝桃汁。（人们认为金丝桃汁是一种天然的抗抑郁药，但它对我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那里有一位中年护士，我可以肯定她喜欢上了我，因为她总是在我赤身裸体时拎起我身上的床单。她的样子像个男扮女装的同性恋者，因此她让我感觉非常不舒服。她一而再地看到我赤身裸体的样子，我开始想她是否在故意这样做。她会在我光着身子走动时突然闯进来，然后假装大吃一惊。“啊，罗尼!”她会说，但她不会转过身去，而是站在那里和我说话。我便会想，快出去，我的隔壁还住着人呢。顺便说一句，她很快就不再来找我了。也许那就是她来我房间的原因：戒毒会把你变成一个性机器，所以她来我房间就是为了让我的欲火平息下来。
你必须早早起床，并准备好在八点钟用早餐。当然，我不一定非要吃早饭，不过他们建议我在上治疗课之前，最好先在肚子里装点东西。大家会一起在高尔斯华绥大厅集@!。戒毒咨询和治疗都在这里进行。如果你酗酒，那么你去“酗酒”班；如果你服用可卡因，那么你去“可卡因”班——这里的核心座谈会。所有的班级我都去了一次，最后进了“麻醉品”班，因为我的情况与这个班最接近。 

我们总共大约三十个人，所有的课程都是大家集体完成。由于人太多，所以大家会分成一个十七人的大区，再加两个七人小组。我先参加了一个小组。组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有人当秘书，负责弄清大家分别想参加那些座谈会。有人负责购买香烟，因为我们十天内不许离开大楼。即使是十天过后，你要想外出，也必须有一位在那里待满三个星期的人陪着。你必须逐渐赢得大家的信任。这对我来说并不难，因为我知道自己要在那里待上一个月，根本不会逃跑。我想，我要全身心地投入在其中，尽量让它在我身上起到作用。 

我们会在上午九点左右开始反思。我们每人都有一本记录了古今贤言的小册子，每天读上一段，比如：“我们今天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上苍。无论我们今天做什么，我们永远知道这世上有更大的力量，在陪伴我们度过美好岁月，熬过艰难的时刻。”我们每天都会读不同的段落。那里的人告诉我们，任何毒瘾都没有彻底的治疗方法，唯一可以帮助瘾君子的办法就是采用《12步疗法》。这正是我的麻烦所在：人生观。因为我相信命运，无法理解与命运抗争的意义。所以我会认为抽$$没有问题，因为$$烟不会要你的命。像大多数上瘾的人一样我让别的事物来适应我的需要——或者至少适应我的欲望。
@!——合（这么个普通的词语，百度不让发）
我认为《12步疗法》有点像宗教，但那里的人把它称作“心灵治疗”而不是“宗教疗法”。我告诉他们我是个不可知论者，对这种做法根本无法产生宗教般的狂热。他们说，“你不必有任何宗教般的狂热。”你只需相信有一种无处不在的力量，只需过上心灵纯洁的生活。你要真诚对待自己，而且答案就在你心中——那是心灵层次上、感觉层次上的答案。有时候你可能会对一些你本打算说不的事情说可是，而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没有真诚对待自己。你还要面对其他压力：你可能想戒毒，但戒毒后你又会感到害怕，或者会遇到来自一些朋友邀你重新吸毒的压力。心灵纯净要求你对自己诚实，要求你肯定自己。所有这一切——无法对别人说不、感到害怕、承受来自朋友要你和他们一起吸毒的压力——对我来说真是太熟悉了。 

《12步疗法》的其中一条就是承认你无能为力，承认你的生活已经变得一团糟。这是你必须接受的第一步。第二步，你必须相信有比你更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可以让你恢复理智——因此这意味着向比你更强大的东西敞开你的心灵。对我来说，比我更强大的东西便是“麻醉品”座谈会。第三步，你必须决定把你的生活和你的意志交给那个更强大的力量。于是，我决定按这里的人们所说得去做，因为这显然对这里的人起到了作用，而且他们在康复。
治疗刚开始时，教室的后面做了三个姑娘。我和她们开玩笑，非常喜欢他们。起初，当我无法得到毒品时，我唯一能想的便是性生活。我对她们说了一个我自认为很滑稽的笑话，可她们只是的瞪了眼睛盯着我。我想，混蛋，她们准是察觉了我的动机，知道我喜欢她们，所以决定离我远一点。我在说话的时候，相信她们一定认为我是个性变态。如果一个人看着一位姑娘并且想：哦，她很漂亮，这能有什么错呢，我实在无法理解。她们都属于上流社会，谈吐优雅，好像是出版界的什么大人物。我想，我在这里不合适。我开始胡思乱想，并且认定那些姑娘一定会告诉那里的每一个人我是什么样的人，而那里的每个人都会同意她们的说法。我在那里才刚刚待了三天，便认为自己无法再熬过剩下的二十八天，于是我回到房间，满脸通红，热血沸腾。我打电话叫了辆出租车，收拾好行李，走了。 

我回到家后，说我再也不回戒毒所了。劝我去戒毒所的萨姆那天晚上来到了我母亲家，试图劝说我回去。 

“我绝对不会再回去了，”我说。 

“为什么？出了什么事？” 

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她。 

“你这是，”她说，“你这是在胡思乱想。快回去，面对他们，你会感觉好得多。” 

“不。我要换一个治疗中心。你再另外给我找一家吧。我不会那里。”我告诉她，我没有勇气回去。 

“你能够回去，”她说，“这正是康复要教会你的。这就像去冒险，要突破它。” 
　 
她最后说服了我。四个小时后，我在半夜带着箱子回到了戒毒所，敲开了那里的大门。大家都想知道我去了哪里，但我无法告诉他们。我感到很羞愧。甚至都无法告诉医生。当他们问起来时，我只是说，“这不重要。”可这非常重要，而且我必须将它说出来。结果，我最后终于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医生。“我感到很不舒服，”我对她说，“我说了几句话，我相信她们误解了我的意思，开始拿我当笑料。发生了这件事后，我无法再面对任何人，而我心中有这种想法后，我无法再回到教室里去，所以我就想离开这里。” 

“这很正常，”她说，“这里的人有这种情况很正常。你在这里并不是因为你没有毛病。你身上有毛病，而这就是你在这里时我们需要讨论的东西。” 

第二天，那三位姑娘像天使一样对待我。她们想知道我去了哪里。我想，我一定是太敏感了。我完全理解错了当时的情形。我甚至都没有提及我为什么要逃走。她们显然不知道这一切的起因正是她们，而我也没有再作解释。
在我看来，重返戒毒所就是一个突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但我知道自己就像换了个人。原来的我永远不再回头面对这种问题，只会靠$$来忘掉自己的不愉快。我当时很粗野，与我有关的任何事都会被人放大一千倍。所以对我来说，感到如此受辱，没有借用毒品来麻醉自己就回去，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被迫正视我自己的感受，正视自己对其他这些人的看法。当我告诉护士我为什么逃走时，她完全理解。“你当时完全气昏了头，”她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我参加了更多的治疗课，有一次谈到父亲被关进监狱时，我失去了控制。大家问我为什么发火。 

“我发火是因为我父亲进去了，”我说，“我为他们给他判那么多年刑而发火。我认为这是滥用刑罚。我对法律和执法人员有怨气。”当我告诉他们父亲在受审时的表现时，我哭了起来。 

也许监狱外面的人比监狱里面的人更难熬过去。我得做出很大的努力才能适应生活中没有父亲，而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生活中会没有他在那里挥鞭激励我或者照料我，而对于当时只有十五岁的我来说，那是很难承受的打击。如果换了今天，我的处理方式可能会非常不同。我们在接受心理医生治疗的过程中常常谈到我父亲。我认为那些心理医生想把我彻底撕碎，然后直接找到问题的根本。每当我痛哭流泪并表露我的情感时，他们就显得非常兴奋，因为大家在随着我一起流泪。对于我来说，向这些我刚刚认识的人袒露我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秘密，这简直是疯了。但是，在他们面前流泪似乎把我们拉近了很多。这使我想起了电影《老兄》，只是缺了酒。我们被关在一起，被迫分享对方的空间，因此你只好真正去了解每个人。但是这里的一切比《老兄》更友好，我们不是互相欺骗，而是在相互帮助。 

一天，我们正坐在草地上抽烟。我对几位刚刚结识的朋友说，“去爱尔兰吧。你们会喜欢那里的。和我一起去，看我们打台球，一起喝几杯吉尼斯啤酒。” 

“你没有意识到吗？”他们说，“我们要绝对禁酒。你不可以喝酒，不可以使用毒品，不可以尝试任何让你改变主意的事。”
我这时已经在里面待了一个星期，还没有任何感觉。“你在说笑话，”我说，“我来这里只是要戒掉$$。我不是来戒酒的，因为我没有酗酒的问题。” 

“可是有一就会有二，”他们说，“你会改变让你上瘾的东西，不然你会开始喝酒，开始抽烟，最后又回到老样子。” 

“这纯粹是一派胡言，”我说，“我从来没有酗酒的恶习。” 

可这并不是实情：我一直喝酒如喝水。但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会是个问题，因为喝酒从来都不是我的第一选择。我只有在无法抽$$时才会喝酒。我当时还无法接受彻底戒酒的念头，但我现在意识到那非常重要。我的个人经历告诉我，喝酒会带来其他问题。 

我和一位名叫罗丝的妇女成了朋友。她五十五岁，嗜酒如命。我在戒毒所第一次见到她时，觉得所有的人都在挑她的刺。她有时候被弄得泪如雨下。她不停地为自己需要喝酒辩解，但许多在戒毒所待了多年的人都已经听习惯了“我可怜”之类的故事。她说如果她的环境不是那样，她一定不会需要借酒消愁；她说我们不知道她男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不知道他怎么虐待她；她说儿子不愿意再和她说话。我替她感到难受，便和她交往了其来。我说，“难怪她得喝酒。她得忍受这一切，当然有资格喝酒。” 

但是其他人说，“她这是在慢性自杀，她已经酒精中毒了。”而我认为这样说她有些过分。她看上去非常强壮，似乎没有她做不了的事。 

“她并不是在慢性自杀，”我说，“她体壮如牛。”我总是称她为“超级奶奶，”因为她身体那么好。她打高尔夫，我们离开戒毒所后又聚过几次，并且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罗丝在戒毒所里常常说我很像她儿子，所以她常常替我洗衣服。这在戒毒所里会引起人们的批评，因为这应该是我自己做的事，因此让别人来替我做不好。我们在小组会上经常谈论此事。我感到很好笑，因为这与我从小到大的生活那么不同。父亲总是让别人替我做这做那，他会恭维他们，结果他们认为替他做这做那是件了不起的事。可是在戒毒所里，人们说我让罗丝替我做事而且同情罗丝的处境是错误的。大家说我这样做会使她继续那样胡乱生活，并且说我们应该打破她酗酒的借口。他们说如果你给别人机会，你实际上就是在允许他们不去面对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不这么看。她在我眼里只是一位需要关爱的老太太。但最后的结果证明他们是对的，我是错的。 

罗丝去年去世，酗酒果然要了她的命。最后，她的肾脏开始衰竭，无法再接受任何酒精。我没有去参加她的葬礼，并且为自己没有能参加她的葬礼而对自己耿耿于怀，但葬礼上的任何情况都会让我承受不了。我应该去的，但我实在是受不了。
我在戒毒所认识的另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后来成了我接受《12步疗法》的指导。所谓的指导其实就是一位完全康复的模范，他将指导你接受《12步疗法》。我选择了一位曾经进过戒毒所的人，他现在每隔一周来一次，总是在星期四回来关怀别人——这就是由以前在戒毒所待过的人建立起来的辅助网。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走进房间，坐到一张大扶手椅上，睡着了。我在睡觉的时候，心中还在想：在这种时候睡觉实在是太没有礼貌。我醒来时，他说，“如果你想睡觉，就睡吧，没什么问题。” 

“你是谁？”我问。“你也是新来的吗？” 

“不是，我是来帮助你的。”他说。 

“好吧，你开始的时候叫醒我，好吗？” 

“不，”他说，“你睡觉没关系。” 

其他人全都走了进来。我们平常在里面看电视、开玩笑的小小休息室里坐了大约有六个人。他开始讲述他以前的情况，讲述他如何进入了戒毒所，讲述他现在的生活。我从一开始昏昏欲睡、无法睁开眼睛到后来全神贯注地听他往下讲，因为他说的那些给我传达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信息。戒毒所的医生们总是要我们尽量多收集一些已经健康的瘾君子的电话号码，这样才能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辅助网，等我们离开戒毒所后再次遇到问题时可以打电话给这些人，向他们寻求帮助。于是，我直接走到他面前，对他说，“我想要你的电话号码。”我知道，等我出了戒毒所后，他会成为第一位我请求做我指导的人。 

这次座谈结束后，我们一起走到外面去抽烟，并在那里碰到了其他病人。我告诉他们，我听到了我这辈子所听到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我现在非常兴奋。“我不敢相信这个人以前也是瘾君子，”我说。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就像我疯了一样。但是他也显得非常平静、非常沉着，而这正是我所希望自己能拥有的东西——我希望我的生活中有一点宁静。我总是风风火火，总是坐立不安，总是神经紧张。他说过他碰到过严重的交通堵塞，而且他知道他与人的约会已经迟到，但他也知道他无法更快地赶到那里，所以他只能举手投降，承认自己无法按时赶到那里，但会尽早赶过去。“这世界不会专门围着我一个人转，”他说，“如果我闯了红灯，我就会坐牢或者仅仅为了能早十五分钟赶到那里而造成车祸。但如果我晚十五分钟赶到那里，我可以向那个人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迟到。” 

这一切听上去非常平常，却让我茅塞顿开。我只要一坐到车上，就会像个发狂的疯子。无论去什么地方，我都想在五分钟内赶到那里。我是那种在公路上横冲直撞的人。于是我想，对呀，我在那种情况中也应该那样做——顺其自然。我不仅仅应该在遇到交通堵塞时采取这种态度，而且应该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采取这种态度。我可以一直训练到双手起泡，然后我会说，够了就是够了，但这样对我其实不好。我应该放下球杆，好好清醒一下自己的头脑，以焕然一新的态度继续练球。但是我身上对什么事情都上瘾的态度迫使我想继续练习下去，直到我毁了自己。我就是这样：我对什么事情都可以在心理上毁了自己。 

我刚进戒毒所时，几乎没有人认识我。那些人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从来不看电视，也不看报。我起初感到有些不习惯，因为以前总是有人认出我，然后我们就会聊天，而不是让人从零零星星的信息中了解真实的我。但是在戒毒所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他们只接受他们眼中的我，结果我和里面几乎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 

当然，那里也有几个人不喜欢我，认为我是个花花公子。他们当中有个人对我说，“你是那种自以为是的家伙，对吗？你这也有，那也有，以为自己是个人物。” 

“不，我不那么认为，”我说，“那只是你们的看法。” 

他看了看我，无话可说，在场的一位医生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说得好”，然后笑了起来。我并不真想对他反唇相讥，但那是我当时唯一的回答，而且是实话。那是他对我的看法，可我自己从来不认为我是个花花公子。 

我们后来相处得还不错，也许是因为他鼓足勇气当面对我说出了他对我的看法，而不是表面对我友好，背后对我说三道四。我知道他心中有想法，但当他将这想法说出来后，我便知道我和他的关系应该如何。我后来发现他这个人真的不坏。
日子有时候过得非常慢，有时候又过得非常快。我有时候会在下午四点半就会房间，躺在床上想：这日子可真难熬啊。但父亲有时会在我上完课后给我打来电话，我们便会聊上很久。这是我们多年来第一次聊得这么开心。 

治疗课一般是从上午九点三十分到十二点三十。然后，我们有一个小时坐下来吃午饭，并到花园里抽根烟。我们大家会轮流收拾脏盘子，将它们清洗后再擦干。下午又是治疗课，一直要上到四点三十分。每天六个小时的治疗。有些课程很压抑，有些则很轻松。 

有天下午，我们玩起了跑柱式棒球，但这也是一种测试，因为医生们在观察我们的行为。一位主要负责人说，她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像我那样。“加扎也来过这里，但就连他也不像你这么争强好胜。”她说。她以前酗酒，现在已经戒了十五年，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当时不是我们的主治医生，而现在整个戒毒所几乎全归她一个人管。大家对她都怕的要命，不过你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和她相处。任何人要想对她胡说八道，都别想骗过她，不过我有一半的时间倒是能蒙混过关。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她喜欢我。我第一次见到她时，以为她也是接受治疗的病人。“那是谁？”我说。“老天！她真是可爱！”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有着一双美丽的大腿，再配着穿在身上的短裙，我真想摸她一下。我大着胆子走到她面前，对她说，“你的大腿真漂亮。”她没有回答，其他人悄声告诉我，她是那里的主治医生。哦，混蛋，我想，我真希望自己没有干出这种荒唐事，可当时已经显然没有任何补救办法。于是我只希望她喜欢听到有人说她长得好看。 

我有时会感到非常糟糕，真想逃之夭夭，尤其是比安卡来看我、和我告别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将有一个星期见不到她。她最终还是同意了我去接受治疗，但是我想，也许我在这里有点自私，也许我该出去了。 

接受治疗三个星期后，我又开始想：这对我没有任何帮助，而待在这里是在太痛苦。假如过了三四个星期我仍然感觉这么糟，那么这种治疗能对我有什么帮助呢？里面的生活很紧张，我们可以玩“大富豪”这样的游戏，但似乎谁也没有兴趣去玩。那里有健身房，但我们每天只能在吃午饭的那个小时里进去锻炼，因为健身也会像任何东西一样，让你上瘾。于是，我只好放弃午饭，进健身房，将自己心中的怒气发泄掉一些。 

我有一天对治疗部主任说，“我仍然感到非常糟。” 

“你来和我聊一聊，”她说，“哪儿不对劲？” 

“我感到我的台球成绩在决定着我的为人。如果我的台球战绩不错，我的心情就会非常好。如果我的台球战绩很差，我的心情也会很差。” 

她说，将自己的心情与自己的工作联系在一起是很正常的事，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这种情况尤其明显。“你现在要做的是让自己与台球分离开来。你是罗尼。你要了解罗尼这个人。台球手罗尼和罗尼这个人完全不同。即使你将来不打台球了，你也仍然会是罗尼这个人。” 

“你说得对，”我说。 

她的话很有道理。对我真正起到了作用，是她指出了我对自己的生活以及我自己的态度。其实我早就感到了这一点，只是无法用语言将它说出来。我不想再打台球，因为我害怕自己一离开戒毒所又会回到以前的模式中，又会只把自己完全看作台球手罗尼，又会认为台球是我唯一的价值所在，结果又会变成如果我的台球战绩差，我这个人也会很差。 

我有时候感到我能控制住自己，有时候又不能。我今天会觉得这样的治疗有效果，但明天又会感到没有任何效果。医生有时会走过来看着我，仿佛在说，“你在经历很多痛苦。”她没有看错。我无法和她交谈，甚至无法看着她的眼睛。而在另外一些日子里，她会走过来说，“你有效果了！”我便会说，“是啊！你怎么知道的？”她从我的外表就能看出来。当我意识到她能理解我时，我便感到自己来对了地方。 

每天座谈会结束后，我们都会在一个巨大的房间里集中。大家做成一圈，各个小组的组组长（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投票选组长）开始介绍自己小组这一天都干了些什么，然后每个人开始报自己的名字，介绍自己这一天是怎么度过的。轮到我时，我说，“我叫罗尼，今天过得一般。”或者“我叫罗尼，今天过得非常愉快。”疗程快要结束时，我发现自己更多的时候说的都是“今天过得非常愉快”。

第九章 找回我的生活 

在戒毒所里待了一个月后，我出来了，而且感觉自己重新像个人。我爱我自己。我去看望父亲。当我站在那里，彬彬有礼地递上我的探视单时，我感觉真是好极了。这才是真正的我，而以前只要有任何人对我稍微评头论足，我都会精神过敏地认为他们是在挖苦我。 

在戒毒所取得成效之后，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我来说，作为一个人而得到的快乐比作为一个台球手得到的快乐更重要。我从戒毒所出来后第一次去看望父亲，我对他说，“我想我不再打台球了。你能理解，对吗？” 

他只是看着我，说，“我不理解。” 

“你在说什么？你不理解我？爸爸，如果我放弃台球，而且为此感到高兴，难道这不是最重要的吗？” 

“你说得不错，”他说，“可我不明白为什么快乐和你不再打台球有什么关系。” 

我当时以为他准是疯了。我当时非常快乐，正开始感觉自己像个完整的人，因此最不想做的就是回到从前的状态中。不过我还是听从了他的话。 
  
在戒毒所的整整一个月里，我没有碰一下球杆。我在里面根本不愿意靠近台球桌，再说我夏天也从来不打球，总是给自己放两三个月的假。从戒毒所出来后，我开始练习。虽然球打得一塌糊涂，我仍然感到非常开心。我想，这就是成效。要是换了过去，我一定会狠狠责备自己。 

赛季开始了，我重新全力以赴。我参加的第一项赛事是冠军杯。我打进了决赛，而且在比赛过程中感到从未有过的激情。但我开局非常不利，1:4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我抬起头来，看到观众席上坐着我在戒毒所认识的三个好朋友——查尔斯、马丁和罗丝。我一直不知道他们在看球。天啊，我想，他们一直认为我是最棒的台球手，而我却打得一团糟。这抬头一眼给了我动力：我赢下了这一局。我和马丁在戒毒所里时常常称对方为“废物”，于是我抬起头来，冲着他用嘴巴做了个“你这废物”的姿势，他露出了笑容，也用嘴做了相同的姿势。在这之后，每一局结束后，我们都会这样交流一番。我很兴奋，我的肾上腺素很高，我来了精神。我在想：这真是太妙了。但是马克?威廉姆斯却不这么想——他打得非常漂亮，可以说是我见过的发挥最出色的一次——但我开始向他发起反攻，最后以7:5赢了他，也就是说我在最后七局中赢了五局。一切似乎都达到了完美的地步——我的安全球、长球落袋、一杆得分。 

比赛结束后，我们一起去喝茶庆祝。这对我来说是新鲜事。我们一起待了四十五分钟，然后，查尔斯、马丁和罗丝回他们的治疗中心。
我从戒毒所出来时，所有职业台球手都知道我去了哪里，因为报纸上登出了这一消息。我当然把这件事告诉了吉米?怀特，他第一个对我的状态表示了关心。他问了我许多问题，而且非常支持我这样做。其他球手当中没有多少人对此发表过任何看法，但我相信他们很少有人理解我当时的心情。将台球作为一种谋生的途径可真是项奇怪的职业，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小毛病。当你在整个赛季精神高度紧张地参加比赛时，你其实也有许多休闲空间。你有时候会坐在那里，感到非常不痛快，这时你就需要做点什么。斯蒂芬?李大吃大喝；威利?索恩非常讨人喜欢，但他喜欢赌博。那是他非常热衷的事。我曾经和他一起旅行去参加比赛，看到他打电话，然后记下赌注的号码。也许你需要对某样东西上瘾才能将自己的球技提高到这样的水平——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运动项目，你需要对它上瘾才能投入那么多时间来训练，才能使自己达到参加比赛的水平。 

对任何事物上瘾的人无法仅仅靠治疗得到解决。他们总是会对什么事情上瘾，尽管他们几十年一直努力不去上瘾。人们总是说上瘾是一种病，你没有清闲的时刻。从戒毒所出来之后，我在整整七八个月的时间里都非常有节制，结果我感觉好极了。我又重新找回了我的生活。但不可避免的，我也有消沉的时刻，而这时的感觉便会变得非常可怕。我和一些已经康复的人聊过，他们说，“别担心，这种事情会发生。你可以从新开始。如果你觉得自己想再经历一次，只要拿起电话就行。”但我最不愿做的就是拿起电话，给某个人打电话，而这个人试图劝说我不要这样做。 

幸好这种情况没有变成家常便饭，而这一点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知道我现在能够约束住自己，但如果我和某些人去某些场合，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他们那里的诱惑太大。当然，我也可以这么想：算了，忘掉康复吧，我反正随时可以再回到那里，可以去参加座谈会或者去戒毒所，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再从头开始。当我必须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时，我便会想：我可以和以前那些使用毒品的老朋友在一起，我可以不受诱惑。我试图使自己相信：是啊，我可以处理好，可以在他们使用毒品时和他们待在一起，而我自己可以不使用毒品。但即使是我在这么说的时候，我也知道那只是骗人的鬼话。我知道我在自欺欺人。自从离开戒毒所之后，我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但我每次都会重新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然后我就会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
瘾君子的生活是一场持久不懈的战斗——一场坚持“12步疗法”的战斗，一场保持健康的战斗。我的生活曾经一团糟，而且我自己也感到非常不快乐。戒毒所的那些医生告诉过我，我只要坚持这种疗法，就能完全康复。但无论我多么努力，我知道我有时会背叛它。由于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疗法，你得向神圣的力量敞开你的心灵，将你的生活全部交给它，所以我感到非常难。我每次毒瘾复发，或者再次吸毒（不管你怎么称呼它）,我都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 

如果我重新抽大麻，我感到最对不起的是我的女朋友——乔。我们共同经历了戒毒的过程。这对我们来说是继续相处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们共同度过了那道难关。她非常棒，整整两年没有复发，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让我更加为难。如果我又抽上了几口，我便很想和她聊一聊，但我又担心她会对我感到失望。如果我不对她说实话，只是将这件事埋在自己的心里，我就会变得非常暴躁，非常容易发火，而且很难相处。 

我身体的一部分总是在渴望得到更多的东西。我会想：我还只有二十七岁，还太年轻。我看到其他同龄人出去潇洒，干这干那，我便会羡慕他们，因为如果我理智地看待这些，看看那种生活会把我带向何方，我就会知道那只会把我带向极度的痛苦。我试图说服自己，说我只出去一个晚上，只是稍稍放松一下，而绝不像以前那样放纵。我可以回到康复中心，更加投入地接受治疗。 

这种疗法应该能给你带来更大的效果。虽然我现在的状况比前几年好多了，但我知道自己还没有达到最佳效果。我现在已经不再和戒毒所的那些人接触。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愈后关爱系统。也许我应该使用它，但驱车去罗安普顿戒毒所太麻烦，而我往往在比赛结束后会筋疲力尽。但我一直参加我们家附近的座谈会。我现在去南盖特的戒毒所，因为那里离我更近，而且能得到和罗安普顿戒毒所一样的帮助。
我现在仍然对它不够完全了解，还无法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只知道自己应该在哪方面努力。比方说，有位朋友总是给我打电话，约我去打高尔夫。我现在知道，如果我和他一起打高尔夫，我很可能会重新抽上$$。我知道聊起毒品或者聊起这个姑娘或那个姑娘是多么开心，但那很可能会使人重新抽上一口。如果我拒绝，我会感到很不好意思，而我最终肯定会和他们一起抽起来。这仍然是我的弱点。我事先就知道一切，知道最终的结果肯定会是那样。我可以骗自己：如果真碰上那样的事，我就说“我得先走一步”。可我一旦到了那里，而且真的碰到这种情况，我很可能会说“我哪里也不去”——这才是让我真正担心的事。
$$——grug，同上几章
希望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完全康复，但目前我还只是部分康复。有瘾的人一般都知道那种欲望总是会不请自来。我甚至都不能喝一杯酒，因为如果我只要喝上一杯，肯定就会再喝下去。我决心这个星期绝不让旧病复发——我要去参加那些座谈会，要接受“12步疗法”。那就像是我的家庭作业。我得写下如何拒绝，如可节制，而我每次写下这些时都会想：我不能去，不能那么做，我要改过自新。一旦这些被写到了纸上，无论什么时候我朋友约我打高尔夫，我的脑海里便会出现这些，因为我将它记在了心里，因为我做了准备。我现在有自己的原则，知道那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而且我现在有了选择——自己是想和他一起打高尔夫然后重新陷入进去，还是可以和一位我知道不会请我使用$$的人一起打高尔夫。当然，我也可以直接去参加座谈会。我不想让自己重受煎熬。不错，那可能只是抽一支$$，但我知道有了一支就会有第二支。 

那位朋友知道我和乔一起经历了戒毒过程，知道乔已经不再使用毒品。他让我感到不舒服。我没有勇气告诉他我是个瘾君子，因为我感到有些羞愧，我相信他会认为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但是乔不断地要我面对现实，要我告诉大家，这样我才能真诚对待自己，并且把压力转给他们——如果他们再请我抽$$，那么感到难受的不再是我，而会是他们。 

我应该每天晚上去参加座谈会，但是我没有，不过我今晚会去。戒毒所里有一位顾问，我常常会去找他。我这个星期告诉他，说我感到自己快挺不住了。他说，“如果你星期一之前使用任何麻醉品的话，那你一定答应我来戒毒所待上一个星期。”我说我根本无法答应他，因为我感到自己非常脆弱。但是这个星期我要去，我要向自己证明我可以去参加这些座谈会，可以保持健康。如果我能做到知一点，我的感觉就会非常好。而且我知道，如果我放弃的话，我会感到更加糟糕。我上一次妥协时，在外面待了整整一晚。乔急坏了，因为她不知道我在哪里。如果我可以出去，抽几口$$，喝几杯啤酒，凌晨两点是说“好吧，我就回来了”，那就会没事。但那不是真实的我。我希望那时真实的我，我希望自己能把握住分寸。 

吸毒上瘾也会使你开始骗人，而我痛恨骗人，因为我天性诚实，从小到大一直如此。 

我现在已经参加过五百多个戒毒座谈会，听到过能在那里听到的各种可怕的经历。我目睹过朋友离开人世。我在治疗过程中认识的某个人离开戒毒所后死了。我在一次座谈会上第一次见到他时，以为他一定是事先安排好的托儿——他三十岁，是个百万富翁，而且仪表堂堂。他非常富有，戒毒所对他来说就像是旅馆。他会住上一阵子，回家，然后再回来。我以为他一定是在开玩笑，但六个星期后，他死于肾衰竭：年仅三十岁，酗酒成性。 

这对我的打击非常大。我想，这确实是生死攸关的事。这个人的去世使我意识到变回从前的我是多么容易：重新开始寻欢作乐，让体重大增，喝酒，吸毒，重新开始厌恶自己。那种生活对我来说就是死亡。当我处在那种状态中时，我感到自己就像死了一样：而当我处在那种状态中时，我也真想一死了之。 

这个周末过去了。我的那位高尔夫朋友打来过电话，留了三条口信，而我故意不给他回话。我终于挺过来了，没有复发，现在感觉好的出奇。

第十章 台球手们 

吉米?怀特

我所认识的第一位把我镇住的球手就是吉米?怀特。那是在伯明翰举行的一场十六岁以下球手的比赛。所有顶尖职业选手，所有顶尖级的青少年选手，所有顶尖级的女选手都在那里。那相当于台球界的温布尔顿。 

我当时正在练习，吉米走了进来。他穿了一条牛仔裤，上身是一件旧T恤衫，脚上是一双旧牛仔靴，肩上背着皮制的球杆袋，里面大约装了五根不同的球杆。他看上去很粗野，但那其实只是他为自己刻意设计的形象。他走过来说，“你好，我叫吉米?怀特。罗尼，我常常听人提到你。” 

我当时只有十四岁，所以一下子呆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虽然我最喜欢的球手是斯蒂夫?戴维斯，但吉米是我的偶像。他是第一位以普通人身份走过来和我说话的伟大球手。他想认识我，想和我交朋友。我问他是否想到我的球台上练球，他说，“好的，可以。”我站在那里看着他练球，他一连五局没有打出一个空杆。那简直不可思议。他当时几乎赢得了所有赛事的冠军——除了世界锦标赛。 

我们第二次见面是我在十六岁参加在布莱克本举行的欧洲公开赛上。我在五十局中只输了一局，而那也是吉米在那个赛季的第一场比赛。我以5:1赢了他，整个比赛只持续了大约五十分钟。我虽然非常自信，但仍然没有想到自己能赢他。我当时没有想到，对他来说，来到一个像储藏室那么大小的地方进行比赛实在是太难为他。我当时还不习惯大的比赛场地，所以这地方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我的克鲁斯堡剧院，但对于他来说，那一定是：“我必须战胜这个十六岁的小孩。他信心十足地赢了所有的比赛，人人都在谈论他。”他当时一定在面临着这样的压力。比赛结束后，我异常兴奋。吉米只对我说了一句：“打得不错。” 

不久之后，我转为了职业球手。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罗尼?奥沙利文给台球界带来了一缕新鲜空气，而且球技高超。”从我进入职业圈那一刻起，我们就相处得不错。 

可我仍然对他充满了敬畏。每当我和他或者其他顶尖球手在一起时，我仍然感到不自在。他们都互相打招呼，而如果有人和我打招呼，我会欣喜若狂。
1992年，我在普雷斯顿参加英国锦标赛。我必须战胜克里夫?威尔逊才能上电视直播，才能进入前十六名，与斯蒂芬?亨德利较量。我坐在比赛场馆——金色大厅——对面的“驿站”旅馆吃早饭，旁边的桌子上坐着一个人，大家都叫他“狗仔”哈里。这个“狗仔”哈里是个赌棍，一个身材高大、虎背熊腰、浑身是肉的赌棍，但他也非常投入。我听到他在说，“好的，我押五万英镑，押在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和罗尼?奥沙利文身上。”这是一种押赌——即你把赌资押在你认为一定会赢的十个名字上。他认定这对他来说就像是自己存在银行里的钱一样唾手可得——转眼就能将五万英镑变成十五万英镑。我在想，混蛋，他刚刚在我身上押了五万英镑吗？这有点沉重。我当时还不认识“狗仔”哈里，但我后来得知他就是干这一行的：去看每一项赛事，在球手们身上下赌注。 

上半场比赛结束时，我和克里夫?威尔逊打成了4:4。我先是以4:1领先，而且打出了那次比赛最高的一杆分——一百四十五分。我确实打得很好，但他也开始打什么中什么。第二天晚上，我们要重新回到赛场决出胜负。我们都聚集在练习球台旁，等待着叫我们上场比赛。吉米?怀特也站在那里。他看着我说，“你能不能干掉这个秃脑袋、眼睛半瞎的胖疯子？” 

我说，“什么？” 

我突然全明白了。我前一天在练习球台旁看到过吉米，他让人替他下四千英镑的赌注。 我意识到他那赌注押在了我的身上。我一下子呆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 

吉米在球馆的另一张球台上对大卫?罗埃。你在球馆可以走过去看其他比赛，所以他每打完一局就会走到我的球台旁，看看我是否能让他如愿以偿。我们的比分交替上升：5:4,5:5,6:5,6:6,7:6,7:7。就在这种比分交替上升的过程中，吉米还在打他自己的比赛。我意识到所有下了赌注的人都把宝押在了我的这场比赛上。 

我最终以8:9输了。 我气急败坏。吉米最终以9:8战胜了大卫?罗埃，然后又在决赛中赢了约翰?帕洛特。所以，最终的结果对他来说并不太坏，但他却使我在比赛过程中感到非常不舒服，尤其是在我走出比赛场馆时。他给了我太多的压力。如果我在某个球手身上下了赌注，我是不会告诉他的。多谢了，吉米！ 

比赛结束后，大家都笑了起来。像威利?索恩这样的球手会觉得很好笑，但我却感到很恐怖。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吉米那让我感到多么糟糕。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看法——他仍然是个英雄，我仍然想做他的朋友，因为我喜欢他。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十四岁那年他走到我面前和我说话的情形。
人们常常问为什么吉米从来没有获得过世界锦标赛的冠军。他六次打进了决赛，但六次都没有能获得冠军。我认为一部分原因是他从来不把赛季的其他赛事当回事，而等他来到谢菲尔德时，他没有能参加足够的赛事获得足够的比赛冠军。 

当我开始在谢菲尔德参加比赛时，我会看到吉米在当地的俱乐部里打球，九局五胜或十一局六胜，奖金是五百或一千英镑。我起初想，这对他倒挺合适。但我随即便意识到，他只是在为谢菲尔德的比赛尽可能多地进行一些比赛练习，仿佛其他一些赛事都不重要。谢菲尔德的比赛开始前一个月，他就会开始练球。这时，你就会觉得他像换了一个人。如果他从赛季一开始就有这种态度、这种自我约束，我相信他早就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而且可能还不止一次。 

他太看重获得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这几乎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对这项冠军梦寐以求，结果他的精神垮了。有几次，他在决赛中恐慌不安。他有一次以14:8领先于斯蒂芬?亨德利。我知道亨德利打得不错，但是领先这么多，吉米是绝对不会输的。我不管吉米打得多么糟糕，但他再赢四局的能力是完全有的。 

他的技术远远高于我所认识的其他台球手。从战术的角度来说，斯蒂芬?亨德利、斯蒂夫?戴维斯和约翰?希金斯更胜一筹。他们对台球战术了如指掌，而吉米更多的是靠自己的技术。在所有的对手中，我觉得最难对付的就是吉米，因为如果他的状态好，你打出的任何一个安全球对他都不起作用。他不完全是进攻型选手，他也能打防守球，也能一杆连续得分，也能赢得冠军。我认为作为一个球手，他的纪律性稍微欠缺那么一点。遗憾的是，他从来没有遇到像戴尔这种能成为我教练和朋友的人。 

所有顶尖球手都有一些跟班。你的名气越大，你的跟班也就越多。吉米的跟班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多，其中许多人都不错。但我记得去谢菲尔德观看他和约翰?帕洛特在世界锦标赛的决赛时，看到吉米的球员休息室里做了五六个人，人人喝着啤酒说，“吉米这次是囊中取物，我们要好好庆贺一番。”不到一个小时，吉米就以0:7落后。他的身边需要有个人，能让他重新集中精力。世界锦标赛结束后，你有的时间来开派对，你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来做你想做的事。 

最后的决赛是台球界紧张激烈的一个周末，你甚至都不想和家人或朋友去那里。 我的家人和朋友只是在比赛的最后一天才去那里，而且我告诉他们我实在不希望他们去。我为吉米没有能够获得世界锦标赛的冠军感到难过，因为他是我朋友，而且我知道那对他、对他父亲汤米多么重要。
在我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之前，我常常问自己，“获得这个冠军真的就那么重要吗？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你的健康更重要。当你有那么多烦心的事时，你还要为世界冠军去操心。”我只是用这些话来自欺欺人，但这一点也不管用。在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那一刻，我彻底明白了它的意义。当一位台球手结束自己的运动生涯时，人们在评价他的成绩时所问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他获得过世界冠军吗？” 

我自己在与约翰?希金斯的决赛中便遇到了和吉米一样的局面。我以14:7领先，但仍然差一点与冠军失之交臂。那是完全不同的压力，但我终于熬了过来。我希望在获得冠军之后，下一次再打进决赛时，我能把这些压力处理得更好。 

这对吉米来说是件遗憾的事，因为我认为他现在已经不可能再获得世界冠军了。岁月流逝，你的年龄越大，就越难持久地集中精力。此外，优秀球手也越来越多。如果只有两三位真正一流的选手，就像当初“金块”称霸时那样，那么他当然可以做到。但是，我认为现在再也不会出现一个丹尼斯?泰勒来赢得世界冠军了，因为那是斯蒂夫?戴维斯如日中天的时代，如果你战胜了他，你理所当然能获得冠军。但是今天，如果你赢了斯蒂芬?亨德利，你还得面对马克?威廉姆斯、彼得?艾伯顿和约翰?希金斯。可话虽然这么说，我仍然希望吉米能够证明我说错了。 

吉米是台球天才，但他许多时候就是只差那么一点。我认为他只能怪自己。如果你比你的对手强，你当然应该获胜。看看“老虎”伍兹——他的水平远在别人之上，他之所以能赢得那么多大满贯冠军，就是因为他能够将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人们都说高尔夫比赛只有打到最后９洞时才真正开始，我相信台球也一样。打进世界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后，斯蒂芬?亨德利才真正具有威胁，因此他能够闻到胜利的气息。
我有一次在阿伯丁参加一项比赛。我与保罗?亨特的比赛就要开始前，戴尔走进我的房间叫醒我。他一直在楼下，和其他选手待在一起。戴尔和谁都谈得来，我曾经看到他和一个连英语都不怎么会说的人聊了大半天，回来后还说，“哦，我和她聊得非常开心。”我说，“戴尔，她连英语都不怎么会说，而你又不懂她说的语言。”可他却说那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我凌晨三点对戴尔说，“我们得去练球了。”他会立刻起床等我。这就是我喜欢戴尔的原因。我父亲曾经说过，如果你告诉戴尔，让他往屁股上塞一根黄瓜，在球馆走一圈，因为这样能让你把球打好，那么他一定会为你那么做的。“我知道他会的，”我对父亲说。“那你还要什么呢？”父亲问，“你有这么一个好人在那里为你效力。” 

总之，戴尔使劲敲着我的房门，但我仍然没有起来开门。下午七点四十五分时，他撞开了房门，看到我还躺在床上。他说，“罗尼，你过十五分钟就要上场比赛了，赶快起来。” 

“我不去，”我说，“我不比了。” 

“你必须去，”他说，“这是电视直播，大家都在等着你，都在问你去哪里了。” 

“告诉他们我不比了，”我说，“我没有心情。” 

我害怕出去后让自己丢丑。我的精神状态不好。我参加职业比赛已经八年了，可并没有从中得到快乐。戴尔开始挠我的脚心，告诉我一定要起床。我最终穿上了衣服，在电梯里扣背心的纽扣，戴尔则把帮我打领结。由于太晚，我甚至都没有来得及练球。 

我已开始就以0:3落后，最终以3:5输掉了那场球。最糟糕的是0:3落后时，我开始进入状态，并且想象着自己能把比赛赢下来，我仿佛一下子找到了感觉。但是我已经为自己埋下了苦果。如果这种感觉能够早一点到来，我很可能会赢下那场比赛，但我已经毁了自己。我安慰自己，说那只是运气不好，可那不是事实——那完全是我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一开始就有了输球的念头。我走下球台时对自己既感到满意又感到恼火。我感到自己就想在梦中一样。我心中想着我会打得非常糟糕，所以不给自己任何机会。我走进吉米的房间，告诉他我在生自己的气：“我躺在床上想，我不想去比赛。” 

“罗尼，我的感觉和你完全一样，”他说。他那天晚上也刚刚输了球。 

“可你说你热爱台球，”我说。 

“我有时候的确热爱台球，但有时候也恨它。这是项该死的运动项目，但如果我打得非常好，我自然会热爱它。” 

“我今晚的感觉也一样，”我说。“我不想去打这场球，戴尔却硬要把我从床上拉起来。我感到自己打得非常糟糕，可我突然间找到了感觉，但一切都晚了。” 

我和吉米聊了两个小时，最后对他说，“吉米，我觉得我再也打不好了。” 

“听着，我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在这个项目中的运动生涯还剩下六七年，所以我想尽量打好一点。可你还有那么长的运动生涯在等着你，所以要尽量从中得到乐趣。” 

“可我只想出去尽兴地玩一玩，”我说，“而我现在连这个都做不到。” 

台球在妨碍我的生活。那不像我在阿伯丁第一轮被淘汰后就可以走出我的休息室一样，因为我一星期后还有一场比赛。台球在我眼里是用九个月的磨难换取三个月的享乐，在这三个月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 

你可能不会称我为职业运动员。我其实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恰好具有一种时不时能发挥出来的能力。这是我保持自己世界排名前五的根本原因。但是，和吉米坐在一起，排解掉心中的烦恼，的确让我心中感觉好受了许多。我回到房间，上床睡觉，第二天起床，继续比赛。
我第一次打进世界锦标赛的半决赛是在1996年。我在房间里接到了一个电话，接线员说：“有位怀特先生找你。” 

我听到了吉米的声音。“你打得太棒了，”他说，“加油，赢得世界冠军。现在球馆只剩下一张球台，所以你会感到有点不同，但你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们都在为你加油。如果你打进决赛，我会立刻赶过去。” 

我想他这么说真是太好了。他在比赛一开始就被淘汰，然后就回家去了。他的话给我带来了鼓励，我上场时脚步都充满了弹性。但我还是输了。 

我现在也对那些和我相处得不错的台球手说同样的话。这是吉米传给我的东西——要有体育道德。如果有人打得非常出色，而且我认为应该打得那么出色，比如约翰?希金斯，我便会给他打电话，对他说，“真漂亮！我真为你高兴。” 

吉米在2001年世界锦标赛首轮遭淘汰后说，“我现在最希望看到罗尼能获得冠军。”他当时在度假，只有在转播我的比赛时，他才会看电视，“如果他打进决赛，我一定会中断假期，赶过来为他加油。”他说。 

就在决赛快要开始的那天晚上，猜猜谁会突然出现？吉米走进了我的休息室，祝我好运，并且说，“我们都在为你加油。你的表现非常好，现在快去把冠军拿到手。”现在一想起来都让我激动不已。和他一起来的还有罗尼?伍德，只听他用嘶哑的嗓子说，“是啊，罗尼，快去把冠军拿到手。”我回想起了我和吉米当初在罗尼家打疯了的情形，我们那次都打出了平生最好的球。 

我成为世界冠军之后，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我父母，但我也想到了吉米，因为我知道他是多么希望我能获得这项冠军。每一位台球手都说如果某一年不该由他成为世界冠军，那么他非常希望看到吉米得到它。每个人都喜欢她。他和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而且他还是我所认识的最滑稽的人。他就像将来的我。他现在可能已经有四十岁了，但他仍然非常活跃。在他的房间里打牌，里面挤了三十个人，房间里面堆满了送来的食品。大家一眼就能认出吉米的房间，因为你可以看到房间外面堆着一摞摞吃的东西。他喜欢享受，也喜欢玩得痛快。 

虽然没有能获得世界冠军，他对此并不耿耿于怀。所有台球手——从丹尼斯?泰勒到斯蒂夫?戴维斯，从约翰?希金斯到马休?斯蒂文斯，从马克?威廉姆斯到肯?达赫蒂，再到我——都非常尊敬他，因为他胜不骄，败不馁。
我在1999年的“万国杯”上和吉米一起并肩作战。我为他感到难过，因为斯蒂芬?李、约翰?帕洛特和我代表英格兰都表现的非常出色，而吉米的战绩要么一般，要么糟糕。你可以看出他是多么不希望让我们球队失望。我们赢得冠军后，一起喝酒庆祝。我们一起度过了整整一个星期，为英格兰赢得了冠军。那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因为英格兰已经多年没有在这项赛事中夺冠了。可我们到处都找不到吉米。我知道他感到自己没有能将最佳水平发挥出来，于是我给他打了电话，问他在哪里。他说他感到有点不舒服。“别说鬼话，”我说，“你在自欺欺人。这是我们大家努力的结果。”这倒是实话，因为尽管吉米不在最佳状态，他仍然在鼓舞着大家的士气。这就是他对其他球手的影响。 

《世界新闻报》曾经对我和吉米在泰国发生过的一件事大肆渲染。我的房间里有个姑娘——说来也好笑，她刚好叫吉姆。信不信由你，她不是妓女，但我知道每个人都认为她是，我也知道《世界新闻报》的这个记者就在附近。我知道都是哪些记者在那里，因为我刚抵达泰国时就和他们聊过，他们假装是旅游者。我和他们非常友好地聊了起来，但随即发现他们是记者，是专门为寻找我们的花边新闻而来的。于是我对那姑娘说，“你上二十七楼去等我，我马上就上来。”她马上走了。不巧的是，那位记者和她进了同一部电梯，等我自己上到二十七楼时，他正在电梯门口等着我。我看到了那位姑娘，也看到了那位记者。她开始叫我。我在想：混蛋，这次让他们逮着了，所以我们将那记者晾在一边，径直进了房间。 

后来，他们给我房间打来了电话，问我是否想对此事发表任何看法。我说，“哦，别对我这样。我回国后就要结婚，如果我妻子知道了肯定会不高兴的。她可能会取消我们的婚礼。请不要编造我的故事。”其实我根本不在乎，但我只是想跟他们开个玩笑。当然，报纸上肯定登出了这篇报道。他们登了一篇经典的独家报道：《罗尼和一个姑娘在房间里待了六个小时》。我父亲非常为我感到骄傲。当监狱里的一位朋友把报纸给他看时，他说，“那才是我儿子！”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我当时的女朋友瓦妮莎仍然来机场接了我。“报上那些事你根本不用相信，”我说，希望能有好运。“我是不相信，”她说。 

我爱上了瓦妮莎，尽管她比我大八岁。我认识她时才十八岁，刚刚获得英国锦标赛的冠军。我以前只有过一个女朋友——皮帕，因为我不善于和女孩交往。我仍然非常害羞。那时圣诞前夜，英国锦标赛结束后，我去了一家夜总会。 这位金发姑娘，长得很像乌尔里卡?琼森。我和她聊了起来，然后来两个月的时间里对她穷追不舍，每天给她上班的地方打电话（她当时在哈罗兹商店买剃须后用的润肤膏），问她能否约她出去。她总是说不行，因为她当时另外有男朋友，但她最终还是答应了。 

我们就这样交往了一年半，最后住到了一起。我母亲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她，因为她比我大那么多，而且她在和我交往后仍然有男朋友。瓦妮莎希望我能和她建立一个家庭，但我当时根本不想要孩子，结果她离开了我，去澳大利亚旅行，并和别人生了个孩子。我现在偶尔还能碰到她，她绝对是个好母亲。 

我们在泰国时，《世界新闻报》也编造了吉米的轶事。这真的让我感到非常气愤。等到我打入决赛时，吉米已经出城去承担后果。我在旅馆大厅里和托尼?德拉高聊天时，碰巧看到了那位记者。我感到自己一定要给他一点惩罚，不管那惩罚多么恶劣。于是，我拎起一桶冰水，走到他身后，对着他的脑袋浇了下去。他像头猪一样尖叫起来。“这是对你诽谤我朋友的惩罚，”我说，“我不在乎你怎么编造我的故事。”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我知道他惊呆了，仿佛那桶水能让他第一次思考他谋生的职业。他被派到那里就是为了编造故事。我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但他们显然知道我要去那里，知道吉米要去那里，他们可以让读者开开心。

约翰?帕洛特 

英格兰队获得“万国杯”冠军时，约翰?帕洛特是我们的队长。比赛结束时，我们跳过挡板紧紧地拥抱着他，因为他为我们赢下了最后一局。 

我们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约翰的家庭观念非常重，热衷赛马，而且几乎不喝酒。我和吉米在打完一场表演赛后会去各种乌七八糟的地方，约翰只会出去吃顿饭。不过他和我们结伴而行时也非常不错，尤其是当我们去泰国和中国时。他在饭后会和我们一起外出，坐在那里开心地玩上三四个小时，然后就会丢下我和吉米，而且还不忘记说一句，“晚安，已经过了我睡觉的时间。明天早晨见。”我们每次去远东，他早晨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那里做填字游戏。他只需十分钟就能做完《The Times》上的填字游戏。他是一个奇特的混合体，刚才还和我们这些年轻人混在一起，现在却做起了填字游戏。 

虽然我和他相处得不错，而且和他认识也有十年了，但我感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他。我从来无法和他太亲近。他不会说，“你来利物浦时给我打电话或者来我家，我们一起吃个饭。”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会来看你，问你近况如何，然后他就会离开。他现在仍然活跃在台球场上，但大家可能更会把他与《体育问答》节目以及他为BBC担任解说联系在一起。他有几次说过的话让我感到有些不安。比方说，他有一次说我球技太强，比他任何时候都要强许多。我认为这句话对他自己不太公平：他是非常出色的比赛型球手，胆量过人，在约翰?希金斯、马克?威廉姆斯和我成熟之前，他是唯一能和亨德利平起平坐的人，而且他很少失常。斯蒂芬不愿意较量的唯一对手就是帕洛特。 

另一次，他突然问台球给我带来了多少收入。他倒不是不尊重我，只是感到好奇。我告诉了他，他说，“我也挣到了那么多。说实话，我的球龄比你长一倍，但你得球技比我高五倍。” 

我想他是在称赞我，但那仍然让我感到不舒服。 

他接着又说，如果我有约翰?希金斯或马克?威廉姆斯那样的头脑，我永远不会输球。“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和你相比，但你有时候脑子发昏，而这时谁都可以赢你。”他说。 

但是他绝对知道如何赢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连六七场比赛，他都是我的克星，而我就是赢不了他。 

他的球杆很好，但他总是带着一个像垃圾桶盖一样的杆头，在球台旁走来走去。我有一次问他，“约翰，你究竟怎么用那玩意儿打球？” 

他只是简单地说道，“我十月份把它装到球杆上，然后靠它一直打到六月份。” 

我几乎每隔几个星期就要换一个新的杆头。我仍然不知道他是如何用那垃圾桶盖杆头打球的。
The Times——taiwushi（汉语拼音）报

“金块”斯蒂夫?戴维斯 

我第一次见到斯蒂夫?戴维斯时，他已经是一个传奇人物。我当时在巴尔金的一家俱乐部打球，而且刚刚输了。我父亲说，“好了，我们回家，顺便买一份外卖的中餐。”他给一家中餐馆打了电话，对方说，“嗨，罗尼，罗尼，大卫?斯蒂夫在这里，大卫?斯蒂夫，大卫?斯蒂夫。” 

“大卫?斯蒂夫是谁呀？”我父亲问。 

“就是打台球的那个大卫?斯蒂夫，他就在我们餐馆。”对方说。 

“哦，你是说基克?斯蒂文斯吗？”我父亲说。 

“不，是大卫?斯蒂夫。” 

我父亲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谁。我们赶到了那家餐馆， 我父亲说，“那里有一个台球手，但我无法肯定那是谁。也许是基克?斯蒂文斯。”我们走了进去，看到坐在那里的是“金块”斯蒂夫?戴维斯。 

父亲转过身来对我说，“是斯蒂夫?戴维斯！快去向他要个签名。” 

“不，我不敢。”我说。 

“没关系。你可以过去向他问好。他在吃东西，但他不会介意。你只管过去向他要签名。” 

于是我走了过去，请他签个名，他问我叫什么。我正准备告诉他。 

“啊，你就是那个刚刚打出单杆过百的。是一百一十七分，对吗？” 

我惊呆了。斯蒂夫?戴维斯已经听说过我。我记得我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急不可待地想从他身边逃走，因为我当时又是害怕又是兴奋。他的签名给我带来了欢乐，也让我感到自豪。我把它夹在《圣经》中：给罗尼，致以美好的祝福，斯蒂夫?戴维斯。 

父亲随身带着相机，立刻给我和他来了一张合影。母亲多年前将那张照片放大过，现在就挂在家中的台球室里，和我的奖杯在一起。每当我看着照片中的我们俩，我都会觉得这世界有些疯狂：他是世界冠军，而且谁也不会想到向他索要签名的那个小孩将来会成为他的对手，而且将来自己还将成为世界冠军。斯蒂夫甚至还请我把这照片给他一张。 

我第二次见到他是在罗姆福特台球中心。我当时可能只有十五岁，我和朋友罗伊?培根去看斯蒂夫练球。罗姆福特台球中心被称作“比赛馆”，这也是巴利?赫尔恩的公司的名称。俱乐部里有三张球台，球馆不大，但很豪华。斯蒂夫的球台在角落里，所以他练球时就不会有人坐在他周围。我进去时，他正在练球，因此没有和我说话。我去卫生间小便时，有个人走进来站在我旁边。“你好，罗尼，还好吗？”进来的是斯蒂夫。他开始向我打听约翰?希金斯，“他的球技好吗？” 

“很好，”我说，“真的非常、非常好。” 

我们聊了一会儿，他从卫生间出来后继续练球。 

我们离开那里时，我说了一句,“再见，斯蒂夫。” 

他举了一只大手。他没有说话，只是举起了他的大手。他举手的姿势非常滑稽。那就是斯蒂夫?戴维斯——他没有表情，但他又非常滑稽。
过了没多久，他要我去和他一起练球。我知道他不会随便叫人，所以那对我是很大的荣幸。这次练球非常认真，就像是一场电视直播的比赛，而且这次没有聊天。他只是问我要不要喝茶，仅此而已。我记得他以5:3赢了我，让我无比高兴。他当时世界排名第二，但我仍然过于尊重他。他确实是位了不起的球手，但我当时认为他要远远高出他的实际水平。虽说他并非不可战胜，但他在我心中是个神，而我在他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孤注一掷地想向他证明自己球技不错。 

我每次见到斯蒂夫时，心中都充满了对他的敬畏之情。我和吉米待在一起时感到非常自在，但和斯蒂夫在一起时，任何小事情都会让我提心吊胆。我总是将自己最好的水平表现出来，惟恐他不再要我回去和他一起练球。我现在已经了解了斯蒂夫，我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再那么提心吊胆。你在和他一起打球时，可以和他说笑话、开玩笑。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一本正经，也会慢慢露出他幽默的一面。人们拿他开玩笑，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妙趣横生”的斯蒂夫?戴维斯，以为他没有幽默感，想以此来讥讽他。他现在常常拿这个绰号开玩笑。不过他一点也不乏味，如果和他聊天或者和他一起外出，你会觉得他非常有趣。有几天晚上，我和“金块”一起出去吃饭，和他聊台球，结果那几晚我过得非常痛快。（顺便说一句，人们叫他“金块”是因为他有那种化石为金的能力。）我在早期会问他一些问题，比方说“什么是侧旋转，什么是逆转和反向侧旋转”？他会看着我，仿佛我是个疯子或者是在逗他。台球手当然应该知道这些，但我却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右手边和左手边。他最后告诉了我，而且我知道他认为我在装傻，可我真的不是。 

这是我最喜欢“金块”的地方之一：你和他一起打球时，他总能说一些有趣的事。他对台球的任何看法都值得你去聆听。 

“金块”的发明创造力从来没有得到人们的感激：他发明了台球中的许多击球技术。其中一种便是：红球紧贴边岸，你会因为无法击球而让位给对手，但他却会打出一库，让母球击中红球，再让母球安全地停靠在底岸。在他发明这种打法之前，球手们往往感到别无选择，只能直接击打红球，结果往往因此而输掉这局球。他之所以能打出这样的球，是因为他的球技实在太好。我自己也打出过这种球，但达不到他那种水平。这不像约翰?佛戈或丹尼斯?泰勒打出的高超球——这不仅是一种巧妙的击球法，而且往往能使你拿下一局球。
“金块”练球时简直像个疯子，一心只想着打球。我听说过他会去某家俱乐部，在球台中间把主球来回击打两个小时，为的是确保他的击球点恰好落在球的中央。他对台球的战术了如指掌。也许这正是他陷入低谷的原因所在，因为他成了一个完美主义者，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达到了一个绝顶高度，会在每一项赛事中使用不同的击球动作。他还曾经说要学我的击球动作！听到他这么说时，我还以为他是在取笑我，因为我当时的战绩不尽人意，而且不喜欢自己的击球动作。我只希望能像斯蒂夫?戴维斯那样击球！ 

不久以后，我在一项赛事中和他对局，然后便看到了他的新动作：他会把手臂往后伸，击球后再让手臂垂下来，和我完全一样。他在接受一家报纸的采访时说，“我看到罗尼?奥沙利文那样击球，而且打得非常出色，因为他的推进技术非常好。”但我认为那是我技术中的一个缺陷，多年来一直想改掉。我不敢相信他说的是实话，但他确实不是在开玩笑，我在那一刻意识到他已经完全乱了。对于他来说，台球已经纯粹变成了一种技术。 

斯诺克台球这么多年来改变了许多。斯蒂夫只有四十多岁，要是换了多年前，一个伟大的球手在这个年龄才真正进入自己的黄金时代，可以再获几十年的冠军。但是，这一切在现在几经完全不可能。斯蒂夫?戴维斯那种打球的方式可以确保他在当今台球场上仍然保留一席之地，但他稍稍有些消极，无法成为获胜者。他现在会有机会让蓝球落袋，并让主球停留在球群中，然后再一一击打，但他不会把球打得满台都是，他发明了这种击球法，而且常常可以靠它赢一局。我认为如果他能更多地运用这种打法，他今天仍然能成为一个强劲的对手。 

我经历过的一些最漂亮的比赛就是1997年与斯蒂夫?戴维斯在“本森与赫奇”赛事决赛中的较量，结果他赢了。我先以 8:4领先，然后在中间休息时搓着双手走进了休息室——“金块”这次不会再赢我了。我只需要再赢两局就能得到冠军。结果，他以10:8战胜了我，我连击球的机会都没有得到。我认为他现在已经不再非常看重自己的运动生涯。顺便说一句，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在普雷斯顿打进了LG杯的决赛，只以微弱差距输给了艾伦?迈克马努斯，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更感兴趣的是台球外的生活。虽然他还能获得一些比赛的冠军，但我认为他内心已经接受了自己无法再与顶尖高手平起平坐的现实，他的未来可能会是他已经开始的解说生涯。也许他最终会成为新的特德?劳。

“飓风”亚力克斯?希金斯
（现在通常的翻译应该是阿亚克斯?希金斯——撒注） 

 我第一次见到“飓风”是在巴尔金。亚力克斯?希金斯是个传奇人物，但他更应该被算作我父亲一辈的人：他达到事业顶峰时， 我还很小。我在1986年认识了他，离他最后一次获得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四年——他在那次获胜后把妻子和孩子一起拉到了台上，而且面对那么多摄像机留下了泪水。（我怎么记得应该是十年——撒问）到我认识他时，他已经过了自己的黄金年代，但他仍是个英雄。他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仍然显得很健康、强壮。他很有派头。 

 他是来打表演赛的，俱乐部的经理说我可以和他打一局。除了我之外，那天当着几百位他的球迷的面和他对局的大约还有十个人。我当时大约只有十岁，身上穿着衬衣，脖子上系着小小的领结。我一杆打出了二十分，为自己没有能多进几个球而感到沮丧。（我大约在这个时候开始打出单杆过百。） 

 他对球杆总是很挑剔，喜欢不停地换球杆。每个人都喜欢我的球杆：我的球杆已经有了年头，木质非常好。每个掂量过它的人都会对它的平衡感、手感发表一些看法。我父亲说，“如果他靠近你的球杆，你就告诉我，因为我绝不能让那球杆落到他的手中。” 

 我第二次见到他是在布莱克本。我那年十六岁，而且那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赛季。我打完了所有资格赛，六个星期后，亚力克斯来打他的资格赛。我去看他的比赛，因为我想看看他是否还保持着很高的水平，而且也很想看看他怎么打。人们总是提到他，所以我想亲眼看一看。我坐在前排，紧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他习惯于走回到他的椅子旁，像鸡一样不停地点头，两眼瞪着我，仿佛我做错了什么事一样。我想，他在冲我发火吗？ 我要不要起身离开？是我惹恼了他吗？他最后嘟哝着说了一声，“去给我拿一瓶吉尼斯啤酒来。给我拿瓶吉尼斯来！” 

 于是，我赶紧跑了出去，给他拿来了一瓶吉尼斯啤酒。
从那一刻起，我看了他所有的比赛，而且就像是他的小吉祥物。他在每场比赛中都会说，“罗尼，去给我拿杯吉尼斯啤酒来，再拿半杯淡啤酒。半杯淡啤酒和一杯吉尼斯。”他含含糊糊地说道。 

 我在想，这真不可思议，我在给亚力克斯?希金斯拿啤酒。看到他没有叫别人而是在叫我，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会替他把啤酒端过来，然后接着看他比赛。 

 莱恩?甘利有一次给给他当裁判。他对莱恩说，“往后站。” 

 莱恩回答说，“我已经往后站了，亚力克斯。” 

 亚力克斯又说，“往后退两步。” 

 莱恩说，“我已经往后退两步了。” 

 “你块头太大，莱恩，块头太大，”亚力克斯说。 

 他讨厌莱恩?甘利，但比赛组织者们总是安排莱恩或约翰?威廉姆斯为亚力克斯的比赛作裁判，因为他们知道其他裁判都会被亚力克斯吓倒的。我自己就亲眼看到过，他确实恐吓别人。 

 在了解他这个人之后，我认为他那样做只是想赢得人们的赞许。他喜欢引人注目，喜欢热闹。他喜欢炫耀自己，也喜欢款待别人。他第一次瞪着我并把我吓得不知所措时，其实只是希望得到我的赞许，用这种无声的表情来问我他看上去是否很好。 

 几年后，我刚刚在都柏林获得“本森和赫奇”爱尔兰大师赛的冠军，亚力克斯走到我面前说，“罗尼，我可以让你获得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你想说什么，亚力克斯?”我问。 

“我陪你一起去谢菲尔德，让你赢得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去你的，亚力克斯，”我说，“你在逗我是不是？我已经有了教练，是戴尔。我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 

“他是谁呀？”亚力克斯问。 

“就在那里，”我说，“那就是戴尔。” 

他看了看戴尔，把六英尺八英寸高的戴尔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个够。他仔细看了戴尔一眼，然后含含糊糊、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你太高了，根本不需要球杆，只要伸手就可以了。” 

我觉得他这话说得太过火了，但戴尔只是一笑了之。 

我在都柏林的时候，有天晚上一个电话打进了我的房间，我当时正在睡觉，我朋友“胭脂鱼”米基睡在我旁边的床上。他拿起电话，问是谁。 

“我是亚力克斯。” 

 “亚力克斯，现在是凌晨三点半，”米基说。 

 “告所罗尼我要占用他三分钟时间。” 

 “你要占用他三分钟时间干什么？”米基问他，“煮一个鸡蛋吗？” 

 我这时已经醒了，躺在那里乐得喘不上气来。 

“不是，”亚力克斯说，“告诉他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派对，美女加美酒。” 

“亚力克斯，”米基说，“我们不感兴趣。我们正在睡觉。” 

“那么你能转告罗尼一件事吗？” 

“你说吧。” 

“让他滚蛋。”

彼德?艾伯顿 

 我父亲给彼德?艾伯顿起了个绰号——“心理变态”。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国王十字台球中心。他当时大约十四岁，而我大概只有八岁。他留着短发，很瘦，一双眼睛深不可测。 

 “他看上去不像个糟糕的球手，对吗？”我父亲说。于是，我父亲走到他赶前说，“想和我儿子打一局吗？” 

 我和彼德打了三四个小时。我父亲问他是否下星期还会在那里。彼德说他会的。我父亲便说，“太好了，我每星期六把我儿子带来，和你打一局。” 

 我们认识后不久，我就和他以及我父亲一起去大雅尔茅斯附近的赫姆斯比。在去那里的车上，彼德用双臂紧紧抱着他的行李箱，睡着了。他母亲一定叮嘱过他，要他看好自己的行头，不让我们任何人犯他的东西，因为他跟我们还不熟。到达赫姆斯比后，我父亲问彼德能否接他的梳子用一用。彼德把梳子递了过来，但我后来看到他用消毒水把梳子泡了一下。我估计他母亲一定叮嘱过他，要他不让任何人用他的梳子，因为你不知道别人身上是否有病。 

 我和彼德一起长大，自然也和他打许多场比赛。在威特翰姆举行的业余——职业赛中，我的对手就是他。那种比赛要求你早晨十点钟赶到那里，吃几块腌肉三明治，然后达六七场比赛，每场比赛都是五局三胜。这种比赛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一两点钟。彼德是常胜将军，在每一项业余——职业赛事中都名列前茅。除了安东尼?汉密尔顿，几乎没有人可以战胜他。我在半决赛中抽签碰上了彼德。我大概只有十三四岁。他总是带着蝴蝶领结，穿着燕子领衬衣，袖口还有扣子，外加背心，而其他人都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他很有个性，根本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他。我觉得那真是了不起。他就是他。 

 在赫姆斯比的那场半决赛中，我以2:1领先。他在第四局中必须打出障碍球。我把一个球打进了球袋，接着又是一个。我在球台旁越打越快。他大声说道，“打呀，打呀！”我想，这场球一定也给他带来了很多乐趣，于是我开始从各个角度把球打进球袋，而且还用一只手击球，玩其他花样。比赛结束后，他走到我面前说，“你打得非常好，但你永远不会再赢我了。” 

 “你发昏了，”我说，“我赢了你。你脑子不清醒了。如果你那么想，你就会永远对我耿耿于怀。”事情果真如此。 

 彼德的姐夫告诉我的一个朋友说，“我们从那台球俱乐部出来后原打算要向南开车，但我们朝北开出了五十英里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往哪里开。罗尼一定让他气昏了头。” 

 公道地说，两个月后，我第二次在威特翰姆与他较量时输给了他。我以1:0领先，非常想立刻就干掉他，但他连赢了三局。我非常不愿意看到自己在状态不错时输球，但我那次真是气坏了。 

 他事后走到我跟前，握着我的手说，“我那天不该说那番话，我是气昏了头。你打得比肯?达赫蒂和詹姆士?瓦塔纳好。你是我碰到过的最出色的球手。”肯和詹姆士?瓦塔纳当时刚刚转为职业球手，我还只有十四岁。我想他能承认自己错了，而不是以怨报怨，这太好了。 

 在那之后，我们比赛时通常都是我赢他。我有一次在阿伯丁碰到的对手就是他。有人在比赛前问我对下一轮要碰上彼德有什么看法。“谁？”我说，“心理变态？”记者们笑了起来，并记下了他的这个绰号。彼德一定是从他房间的滚动字幕中看到了这一消息。正当我坐在餐厅里吃东西时，他从门口跑了进来，大声嚷道，“那么我是心理变态？我是吗？我是心理变态吗？”他那样子很吓人。要不是对他非常了解，我一定会认为我这次真的把他惹恼了。 

　　“你看看你自己，”我说，“你就是一个疯子。你现在就在发神经，是不是？” 

　　他放声大笑起来，但他眼神仍像安东尼?帕金斯。他可能非常神经质，但没有到很糟糕的地步。你可以和他开玩笑。 

　　他也非常非常聪明，是台球界最具体育道德的人之一。如果你获得了冠军，他一定会第一个祝贺你。如果你赢了他，他下来时会对你说，“你打得太好了。”他不喜欢输球，但他输了球后不会气急败坏——如果他输得心服口服，他会说那一天最棒的人获得了冠军。 

　　我唯一不喜欢他的地方是他获胜后会冲着空中挥舞拳头。你刚刚输了球，心里很难受，而他却在那里冲着空中挥拳。但是，当他获得2002年世界锦标赛冠军时，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没有冲着空中挥拳。我当时正和我女朋友乔一起看比赛。只要有人打来电话，我就会说，“你一定要看，因为如果彼德获胜，他一定会发疯。他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做得出来。”但是，当他获得了冠军，而且非常平静时，我不敢相信那是真的。但是我想，他能这样真是太好了。我为他获得冠军而高兴，更为他能如此克制住自己而高兴，因为如果你在一场重大比赛刚刚输了球，那么你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对手像个疯子一样到处乱跑。 

　　我原来以为他根本不可能在持续两天的决赛中战胜斯蒂芬?亨德利，没有料到他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能轻松地战胜了安东尼?汉密尔顿，没有料到他会在半决赛中战胜马休?斯蒂文斯。我认为他也会同意，那场半决赛是他在谢菲尔德比赛中最艰难的一场，马休本该赢得比赛的胜利——“心理变态”赢得了很多本不该属于他的胜利。但这也是他特别难对付的原因所在。彼德从来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输球，而这恰恰是大多数世界冠军最基本的素质之一。他那坚强的意志和他求胜欲望是他最大的资本。如果他脑子里在想着一件事，比方说他想获得世界冠军，那么只有非常特别的东西才能打败他。他即使落后五局，也会继续全力以赴。如果我处在那种局面中，我通常会开个玩笑，但彼德会全神贯注，一直坚持到底。

马克?威廉姆斯 

　　我和马克一起长大。我们俩共同活跃在少年台球场上，又一起经历过业余——职业的岁月。他比我大一岁。虽然他家在威尔士，而我住在埃塞克斯，因为台球的缘故，我们会常常见面。我们1992年在布莱克本同时转为职业球手。当时我们俩都不会开车，于是我父亲总是让我们在诺布雷克城堡的停车场用他的梅塞德斯——奔驰车练车。我记得马克曾经对我父亲说，那辆车真漂亮。 

　　“你将来也会有一辆的，”我父亲说。 

　　“不会，我不会有那样的车，”他说。马克觉得他永远买不起这样的车。 

　　当然，我父亲的话是对的，马克现在已经获得了许多冠军。不过，我觉得他这些年来已经变了，觉得现在很难和他相处。他对我有点忽冷忽热：刚才还和我打招呼，现在却又对我不理不睬。 

 他在2002年的“本森和赫奇”赛上战胜吉米后，我过去祝贺他。吉米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赢了我，当时他的球迷非常多，是我经历的最艰难的一场比赛。马克以6:5赢了吉米，我对他说，“我向你致敬，你发挥得非常好。这里有那么多吉米的球迷，你真是太棒了。”他似乎很感激我对他的这番称赞。但在他继续获得了两项赛事的冠军后，他又开始不理睬我。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和他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中。 

 我们以前常常一起练球，小时候可以说是两小无猜。后来，当我发现很难和马克相处时，我感到很难受。我问我自己他为什么要那样，但我唯一能想到的原因是他获得了一些赛事的冠军，心理发生了变化。比如，他会用很长的时间低头看着一个球袋，看看是否能把球打进去。你会想，那显然打不进，或者球会很紧。最后，他会弯下腰，轻松地将球打进去。 

 这看起来像是件小事，但这正是在台球比赛中会影响你的东西。马可在球场内外的态度现在已经不再让我感到烦恼，因为我对自己感到非常满意。如果他觉得他应该那么做，那么他就应该那么做……

约翰?希金斯 

 约翰?希金斯是你能碰到的最友善的人。他也是我所见过得最具体育精神的人。我第一次和他比赛是在霍姆团体赛上，我但是只有十四岁。我们都是少年选手，谁都没有听说过约翰。人们心中最出色的少年球手是马克?威廉姆斯和我。苏格兰对阵威尔士。有人告诉我，这个名叫约翰?希金斯的苏格兰孩子差一点打出一百四十七分：他打入了十一个红球和十一个黑球。我当时没有把他当回事。 

 接着，我在普雷斯塔廷举行的青年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中碰到了他，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名字。他以2:1战胜了我。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问约翰这场球是否很精彩，约翰说，“还可以，但这个罗尼?奥沙利文没有气势。”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我朋友可能编造了这段话，因为我怎么也无法想象约翰会说那样的话——那不是他的为人。 

 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出去狂喝暴饮过。他喜欢喝一点酒，但总的来说，如果有比赛，他就会非常认真，精力高度集中，是个真正的职业球手。这也是我羡慕他的地方。如果他发挥出色，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坐在椅子上。他把进球当作他的使命。 

 我有一次在俱乐部联赛上碰上了他。我在比赛开始前遇到了吉米?怀特，他对我说，“你昨晚去哪里了？” 

 “你什么意思？” 

 “我和约翰去一家酒吧看足球，希金斯喝得酩酊大醉。” 

 我想，这太好了，他今天别想打进一个球。约翰正坐在那里看报纸。他看上去并不太糟，但也不太好。 

 我在第一局中一杆打了四十分，他走到球台旁，打完了剩下的每个球。他在后面几局中分别打出了一百分、九十分、一百分。这还是在他喝了一整夜酒之后。他没有放过一个球。我想，他昨晚肯定没有出去。任何人在酒劲没有过去时都不可能打出那样高的水平。 

 他在中间休息时对我说，“我一直抖个不停。我们昨晚喝得太多了。”他刚刚打出我所见过最漂亮的球。 

 他在1998年世界锦标赛上和我比赛时又让我一分未得。当时的总比分是4:4，他一路将比分改写为12:4最后以17：10结束了比赛。他打得我简直毫无还手之力。我能赢下十局已经是万幸了。我知道他一定会成为那一年的世界冠军。戴尔曾经对我说过，“我认为你今年能得冠军，我们去把它拿过来。”但我缺乏信心，对自己没有把握，而约翰让我尝到了苦果，我无言以对。他完全控制住了局面。虽然我的表现也不错，但我知道还没有好到能打败他的地步。 

 毫无疑问，和我交过手的最棒的球手是斯蒂芬?亨德利（我在下面还要详细谈他），但约翰?希金斯可以排第二（然后是马克?威廉姆斯、斯蒂夫?戴维斯和吉米?怀特）。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是：和亨德利比赛时，你永远无法百分之百地保证你打出了一个很好的安全球。约翰更多的是靠精确计算赢球。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使得他更难对付，因为他打防守时也同样出色。

 斯蒂芬?亨德利 

 在写这本书时，我刚刚在2002年世界锦标赛发生那件事后第一次见到斯蒂芬?亨德利。我在那届锦标赛上说，我要把斯蒂芬打得落花流水，让他打道回府。我们刚刚在格拉斯哥德苏格兰大师赛上交过手，这也是2002-2003年赛季的第一项赛事，结果我赢了——感觉非常好。我在半决赛中赢了斯蒂芬，然后又在决赛中战胜了约翰?希金斯。我和斯蒂芬在比赛前握了握手，但他拒绝和我说话。我在大厅外面看到了他，向他打了招呼，但他根本不理我。我差一点想对他说，“听我说，那并不是我的心里话，我当时只是想活跃活跃赛场的气氛。”但这么说也违背事实。我当时的确想战胜他，但我希望斯蒂芬能够明白，我只得是在台球桌上给他一个下马威，而不是真的要揍他一顿。也许我应该把话说得更明确一点，但我当时想到了许多挫折，也许在那一刻表达的是我的一生在台球场上所受到的挫折。 

 自从1999年我在世界锦标赛上碰到斯蒂芬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关系就比较紧张。如果你得对手认为你故意没有击中球，而你实际上是遇到了障碍球，那么你得对手可你要求你再打一次。那正是斯蒂芬要求我做的，而我当时以为他疯了。他知道我从来不会故意打出空杆，因为我从来不会那样打球。我还从来没有在哪场比赛结束后会那么愤怒。那在我的眼中就是缺乏体育道德，我也因此减少了对他的尊重。这真是件遗憾的事，因为那场半决赛是人们看到过的最精彩的电视直播之一。亨德利以17:14赢了我。他打出了四五个百分，我也打出了四个，其中有一个差一点是一百四十七分。我在一百三十四分十没有击中红球，否则那将会成为我在谢菲尔德打出的第二个满分。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位球手能在那里打出两个满分，所以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做到。 

 那场比赛的痛苦记忆让我整整三年都耿耿于怀，因此2002年是我就想：该算账了。当然，这笔账最终没有能算成，事与愿违，我输了。也许我应该在接受采访时面对摄像机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我想那么说，所以就说了。 

 但是，与斯蒂芬之间的矛盾远不止1999年的那场比赛，其核心要一直追溯到伊安?道尔当我们两个人的经纪人时我必须忍受的一切。我想伊安?道尔现在一定不喜欢我。自从2002年我在与斯蒂芬交手之前说了那番话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和我说过话。这也许是因为他与斯蒂芬之间的那种父子般的关系，就像我和巴利?赫尔恩之间父子般的关系一样。如果任何人不尊重斯蒂芬或者说他的坏话，伊安都会觉得他自己受到了污辱，受到了伤害。对于伊安来说，斯蒂芬永远是第一，永远能得到最好的待遇。他安排专车送他去参加比赛，而我们其他人只能搭比赛组织者提供的免费车。如果斯蒂芬想干任何事，约翰?卡罗尔总会给他开车。伊安旗下的其他球手常常拿这说笑，因为这太露骨了——汽车开过来时，我们会说，“哦，亨德利爵士的座车来了。” 

 1999年半决赛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事足以说明伊安?道尔旗下的球手们是如何被安排的。我当时和亨德利打成了12:12平，正准备进入最后阶段的比赛。我走进旅馆的餐厅，约翰?卡罗尔正和伊安?道尔坐在那里。我的身边还有一位名叫安德鲁的朋友，是过来给我当帮手的。我们正等待侍者给我们安排座位时，伊安把我叫了过去。 

 “我说，罗尼，你还没有安排假期吧？”他说。 

 “还没有。” 

 “太好了，因为如果你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冠军，你就会忙得没完没了。到处都会有记者，个个都急于采访你。还有赞助商，还有这个和那个。” 

　　“伊安，”我说，“我不想知道这些。我一生最重要的比赛才刚刚进行了一半，我最不想做的就是提前开始想那些送上门来的美妙合同。我不想谈这事。我来这里只是为了参加比赛。”
有些人说伊安?道尔涉足台球纯粹是为了金钱，说他根本不喜欢台球。我认为这话不对。他喜欢台球，喜欢斯蒂芬?亨德利。我与道尔签合同时已经二十一岁了，因此我知道该怎么讨价还价。我最后谈成的合同使我能比大多数签约球手有更大的自主quan%%~~~来支配自己的收入。但是我不喜欢他对待我的方式，而且我最痛恨他安排谁谁谁去参加某某比赛。要想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完全懂得台球。我和世界斯诺克台球协会签了约，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因为我反正想离开伊安。这可能是我做出的最佳决定，因为这让我获得了自由。 

 就伊安手下的球手而言，我知道如果我要对阵他手下三位大将中的任何一位，他都会全力支持他们。那其实是一种很疯狂的行为，而且我认为“手下”这个词说明了一切。大家能想象亚力克斯?弗格森同时管理曼联队、利物浦队和阿森纳队吗？依我看，台球界的“手下”这个概念不仅是一种堕落，而且显然是一种利益冲突。 

 2000年12月，我终于和道尔分道扬镳。我不想永远跟在别人后面当第二。我的运动生涯已经进入了我需要成为他的首选的时期。自从脱离他之后，我打出了一些最漂亮的球。离开他之后，我赢得了“本森和赫奇”爱尔兰大师赛的冠军，然后又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和甲级联赛的冠军。这一切真是太好了，尤其是我在两场决赛中都赢了斯蒂芬?亨德利——爱尔兰大师赛和甲级联赛。在与亨德利的较量中，我获胜的次数正越来越多，我为此感到非常骄傲。 

 人们问我斯蒂芬?亨德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想他有时候有点乏味，但不讨厌。他非常专注，非常投入，只是为人比较内向，不善言谈。 

 几年前，斯蒂芬刚刚在“本森和赫奇”决赛中战胜了我。我们在赛后接受采访时，伊安?道尔就站在戴尔的身旁。伊安当着大家的面对戴尔说，“罗尼要想成为斯蒂芬，就必须……” 

 戴尔立刻打断了他的话。他说，“哇，哇，打住，伊安。我们不想让罗尼变成斯蒂芬。罗尼才是真正的天才。” 

 不过，尽管我对斯蒂芬有这些看法，他在我心目中仍然是最了不起的台球手。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能够在巨大的压力下把球打进球袋。任何好的球手都能把球打进球袋，但他在面临压力时表现得最好。他总能在压力最大的情况下表现出最佳状态，通常是世界锦标赛。就在你认为自己打出了一个安全球时，他会打进一个红球，然后一口气打出一百分。有时候，他的击球选择看似自杀性的，但他常常（对我们其他球手来说太经常了）能把球打进去。所以，那些击球并不是自杀性的：那是他精确计算过的风险。在面临压力时，他的水平会再上一个台阶，而大多数球手的水平都会下降一个台阶。他的长球技术多年来也一直是台球界最好的。 

 正是因为这些，我才说他可能是最了不起的球手。
quan%%~~~——权,主quan两字不让发，可怜的是——自主quan

第十一章 成为世界冠军 

 离开戒毒所已经将近一年了，虽然我仍然在接受“12步疗法”，而且身体在慢慢好转，但我的心理状况并没有任何改变。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我感觉更糟了。不喝酒，不抽大麻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却无法真正治愈我的抑郁症。一切的一切在2001年世界锦标赛开始前达到了最糟糕的境地。我到了无法面对他人的地步。在谢菲尔德的比赛开始前不久，我去阿伯丁参加比赛。我在房间里摆了三台电视机——一台玩游戏，一台看录像，另一台是旅馆自己的电视机——这样一来，除了比赛外，我就不必走出我的房间。 

 戴尔有时会下楼对某位球手（也许是吉米?怀特或斯蒂芬?亨德利）说，“想不想上去和罗尼在游戏机上打一场高尔夫？”他们便会上楼来，在我房间里玩上一个小时。我会让人把我的饭菜送上来。我会在比赛开始前约半小时离开我的房间，练几个球，然后就去比赛。 

 我最终获得了阿伯丁站比赛的冠军，但我仍然感到自己像个废人。许多从我还是业余球手时就认识我的球手都说我变了。我变得爱发脾气，爱为自己辩解。我告诉他们，我不明白他们说我变了个人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说得没有错。我已经没有了幽默感，与人相处时不再像以前那样轻松自如。他们和我聊天，而我却完全心不在焉。我无法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无法听懂最简单的谈话，就像恐惧已经使我的大脑完全瘫痪一样。 

 然而，我表面上似乎拥有了一切。我是个一流的台球手，有漂亮的房子，有汽车，可以去世界各地度假。如果你已经拥有了这一切，那你为什么还会感到不高兴呢？我无法弄清楚自己身上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所以总是寻找不同的东西来让自己高兴。我有时候甚至想，如果我放弃台球，接管父亲的生意，也许我会感到高兴。我既可以在店里干活，也可以在店外操纵生意上的事。我觉得自己应该能把那干好，而且我会非常轻松地进入那一行。但我最终还是为自己没有放弃台球，为自己熬过艰难的时刻，为自己有另一种结果而感到高兴。 

 但是，那些艰难的时刻确实很难熬：即使在我赢球时，那也无法给我带来快乐，只能给我带来大额支票。万岁——万岁——万岁！我在那个赛季已经获得了四项冠军，却无法从任何一个冠军中得到快乐。我对自己说，我有两种选择：一是身无分文但心情快乐，一是腰缠万贯但痛苦难受。台球给我带来了金钱，但我相信台球也是造成我痛苦的问题所在。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问题是我的脑子。 

 就在谢菲尔德世界锦标赛开始前，我感到脑子里一片空白。锦标赛开始前一个星期，我和安东尼?汉密尔顿去俱乐部练球。我和安东尼早在打业余——职业赛时就认识了。我打了四五局后将球杆放到了一旁。 

 “安东尼，我打不下去了。” 

 “我看得出来，”他说，然后问我怎么啦。 

 我无法告诉他，所以我说了一句，“我很抱歉，浪费了你这一天。” 

　　我回到家，告诉母亲我再也不想打台球。我说谢菲尔德将是我的最后一项比赛。 

　　戴尔说我们应该去找个医生，看看能否让医生给我开点药。我去了，但一开始不愿意和那医生说话，然后便道出了一切：我解释说我不愿意从沙发上起身，因为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激情——我不想和人说话，睡不着，无法思考，对性生活不感兴趣，对什么都感觉不好。 

　　“你得了抑郁症，”霍奇大夫说。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但我觉得自己这次真应该想办法把它治好。他给我解释我们人体如何产生一种叫血清素的化学物质，解释人体如何通过它给我们带来能量并让我们感觉良好。他说如果正常人的血清素指标通常为十的话，那么他们在心情不好时，血清素指标会降至九，而我只有三或四。他说我脑子里有样东西，每次血清素发挥作用时，这种东西都会破坏血清素。“我给你开一些让你恢复血清素指标的药，它们能让你重新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他说。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但我仍然不相信会有什么药物能让我感觉好一些。他说这些药大约需要十一天时间才能开始发挥作用。
 我以前曾经服用过百忧解（即盐酸氟西汀），但只服用了三天就停了——这真是疯狂。他说，如果我这次服用这种药，我就必须严格按要求服用。“如果你得血清素下降到了二或三的地步，那就会造成自杀。我认为你现在是三或者三点五，”他又说了一遍，要把这观点灌进我的脑子。我不知道他这么说是否为了保证能让我服药，但他的话却有道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感觉。我想，是啊，我也真想一死了之，我没有自杀的唯一原因就是缺乏勇气。我有时候真不想再活下去，但自杀需要勇气。我曾想过要采用什么方式自杀。我不敢捅自己一刀，不敢朝自己开枪，恐高症又使我不敢从楼顶上跳下去。如果我驾车自杀，我可能会死不了，变成坐在轮椅上的植物人，那才是最糟糕的事！ 

 “我曾经想过自杀，”我告诉霍奇大夫，“但我觉得我没有勇气那么做。”我没有详细解释。 

 我以前曾经对我父母说过类似的话，而且动不动就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我知道我对父母说那种话时，他们非常痛苦。我现在虽然感觉比以前好多了，可当我听到人们那么说时，我便想：你们是在开玩笑，对吗？事情不会糟糕到那样的地步。但是，我会回顾往事，然后意识到：是的，事情会糟糕到那样的地步。我以前就是那样。我感到自己毫无价值，毫无用途。我只想让一切滚蛋，然后自己逃离。台球并不能给我带来快乐，而且我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一切。总而言之，我无法让自己放松下来，无法和大家一起欢笑。我变得意志消沉，渴望能改变自己的性格。我想变成一个有趣、无忧无虑的人。当然，我很抑郁，但我愚蠢地认为如果我重新开始抽大麻，也许我能改好这一切。 

 听医生解释了血清素之后，我感觉稍微好一点：让我变得脾气古怪、悲观抑郁的原因不仅仅是我这个人，还有一种化学物质在起作用。他说那些药能帮助我，但又说如果我不想现在就开始服用，那也没关系——我可以等到比赛结束之后再开始服用，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这样，药物帮助近在咫尺，但我暂时不会去用它。 

 我坐飞机去了曼彻斯特，参加《体育问答》节目的录制。我以前常常逃避这种节目，虽然我常常受到邀请，因为我知道自己无法应付这些“开心”的经历。这一次也不例外。节目一结束，我甚至都没有去休息室接受他们的款待。我独自情绪低落地回到了旅馆，留下戴尔去做解释。
下一站是世界锦标赛的举办地——克鲁斯堡剧院。世界锦标赛开幕的那个星期六，我拨通了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1953年在英国伦敦成立的一个慈善组织，专为不幸者或想自杀的人提供电话咨询服务。）的电话。即使在我当时那种情况中，这都是疯狂之举。我以为那些精神压抑的人会给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打电话，于是我也仿效了他们的做法。接电话的妇女说，“我们随时欢迎你能来谢菲尔德中心，和我们这里的人聊聊，”可当时谢菲尔德唯一的大事就是世界锦标赛，而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让报界知道我去和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的人聊天。 

 我没有告诉对方我的姓名，只说我是一位台球手。我说我常常感到恐慌，会感到焦虑，早晨起床时不敢面对别人，担心害怕的事太多，再也不想打台球了。 

 电话那一头的姑娘说，“你非得打台球吗？” 

 “台球是我的一切，”我说，“我就是干这一行的。我希望自己能打好。” 

 “难道保持健康不是更重要吗？”她说，“你有没有想过放弃台球？” 

　　“想过，我在过去八年中一直想放弃台球，”我说，“但至今还没有能做到。我想变得现实一点，而现在就彻底告别台球并不现实。” 

　　与她交谈后，我感觉好了一些。我在电话里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对于我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和那些不知道我真实感受的人谈话，而且还要忍受人人都认为我很正常的表面现象。如果我告诉圈内的人我患有抑郁症，或者告诉他们我常常会突然感到恐慌，无法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准是疯了。 

　　但是，要想隐瞒我的状态已经不可能。广播电台已经将这一切透露了出去。世界锦标赛的新闻官要我在星期六早晨接受一个采访。“没问题，”我说。他说他们会在上午九点三十分给我打电话，接通后就从我的房间里进行电话联线采访。电话铃响了。“罗尼，你已经在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状态怎么样？” 

　　“挺好，”我说，“感觉很好。”而这纯粹是自欺欺人的鬼话。但这是我习惯的回答：让人觉得一切都很正常。我一直认为，如果有人问你状态如何，你当然要说你感觉很好，因为别人并不真想知道你的各种问题。这么多年来，无论我感觉多么糟糕，我总是这样回答。我觉得，如果我把自己的这时情况告诉他们，他们可能会哭起来或者会逃走。我不想让别人感到沮丧。 

　　于是，我和这个人聊了起来，他告诉我说我会接受一位女士的采访。他说，“再等三十秒，然后我们就直播。” 

　　几秒钟后，这位女士问我对谢菲尔德大赛有什么感觉。 

　　“不错，一直在等待这一天，”我说，“这个赛季的成绩到目前还不错。”等等，等等。我感到自己虽然说得滔滔不绝，但那完全是十足的谎言。那种感觉不对。我想，我在这里胡说八道。突然，我再也说不下去了。我哭了起来，把我的真实感受告诉了她：“我再也不想打台球了。我恨它。我根本没有在盼望世界锦标赛早一点开始，而是在急切地盼望着它能尽早结束。我唯一感到高兴的事，这是我这个赛季的最后一项赛事，然后我就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根本不用去想它。我一点心情都没有。” 

 “哦，”她说。她的语气发生了变化，她也从那种快人快语的职业采访者变成了另一个人。她为我感到难过，祝我一切顺利。“我希望你能感觉好一点，罗尼，祝你一切顺利，”她说。 
  
 “非常感谢。”我说。 

 这是，电话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是啊，我们都祝你成功，罗尼。坚持下去，我们希望你能感觉好一点。” 

　　把那些话说出来后，我立刻感到如释重负。我不再假装一切都正常，而是终于把我的真实感受告诉了大家。这非常有效。在那之前，我感觉自己只能对戴尔一个人说实话，而不用担心我的真实情况会传遍整个台球界，弄得每个人都来问“罗你怎么啦”？ 

　　戴尔当时就坐在我的身边，惊呆了。我可以看出他在想：啊，他现在都说了些什么呀？但是戴尔永远不会说“你不应该那么做”，他不是那种人。他紧紧地搂着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戴尔，我感觉很难受，”我说。 

　　“你患有抑郁症。我和别人聊过，他们都这么说。医生也这么说。这项赛事一结束，我们就开始给你服用那些药片，我相信你会好的。你现在有病在身，这没有什么可感到羞耻的。” 

 我说，“戴尔，我不在乎。我已经试过了各种办法——心理治疗，理疗，戒毒所，这，那，还有别的——可我仍然感到非常糟糕。”我不知道自己该向谁求救，反正我不会再去找心理医生。
在世界锦标赛的第一场比赛中，我轻松战胜了安迪?希克斯，但我内心一团糟。我后来意识到，不管有没有谢菲尔德的世界锦标赛，我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当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认为“百忧解”是我唯一的希望。我对戴尔说，“如果我们必须赶回伦敦才能开处方买这种药，那我们现在就回伦敦。” 

 “我先给你的医生打个电话，”他说，“看看他是否可以把处方传到这里来，免得我们来回奔波。你能肯定你想要它吗？” 

 “我能肯定，”我说，“对我来说，斯诺克是目前最不重要的事，而真正最重要的是有什么东西能给我帮助，我现在就要它。我愿意走遍天涯海角来得到它。”我感到自己已经达到了最低点，任何有一线希望的东西都想试一试。 

　　戴尔提醒我，医生曾经说过那种药会让我感到身体难受，感到眼花，感到像喝醉了酒，而这很可能会影响我的状态。“让斯诺克滚蛋去吧。我只想试一试这种药。如果它有效果，我就想继续服用下去。”我当时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终于把自己的健康看得比斯诺克还要重要。如果我在比赛过程中出现幻觉，我很可能会与世界冠军失之交臂，但我认为幸福和稳定对我来说更重要。 
　 
 我刚开始服用“百忧解”时，的确感到头昏眼花。我是在第二轮对戴夫?哈罗德时开始服用“百忧解”的。根据世界锦标赛的规则，第二轮比赛要打二十五局，分三节进行。我感到最糟糕的时候是中午到下午三点钟之间，因为在这段时间里，“百忧解”的药效会第一次发挥作用。这种药让我感到非常冷静，所有压力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我也感到全身无力，无法进行斯诺克比赛。真正影响到我状态的就是这一段时间，然后我就会感觉非常好。 

　　这些药片给我带来的那种兴奋感真是太好了。我想，这才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感觉。好吧，我可能无法把斯诺克打好，但我已经没有了那种这个世界都压在我肩膀上的感觉。 

　　在与戴夫的比赛过程中，威利?索恩在担任解说。他说，“罗尼好像对比赛不是太感兴趣。”我当时的感觉非常不好，但也不知什么原因，我却一直在赢球——不再讲究什么战术，只是想着把比赛打完。我后来看电视上的精彩回放时，听到威利在说我打一些根本不该打的球，但他在这一节结束时却说，“他现在以10:6领先，我认为这样的比分是不会输的。”你几乎可以听到威利的脑子放慢了速度。“等一下，”他说，“我刚才说他打出了一些不该打的球，但他的得分为八十八，九十六，一百零四，一百一十，五十四，六十二，四十八，这是相当不错的成绩。我们认为他还没有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平，而且他看上去似乎不那么投入。” 

　　实际上，我确实打得很糟，完全没有任何战术，但是球仍然被打进了球袋，而且我仍然能轻松地打出八十多分和九十多分，所以说我服用“百忧解”应该是正确之举。我又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这一定是“百忧解”在起作用——它让我意识到，赢球就是赢球，管它打得漂亮不漂亮，管它是不是显得很投入。斯蒂夫?戴维斯曾经说过，你打斯诺克时，应该觉得那就是一切，而实际上它什么都不是。球手们很难在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我在第二轮中感到自己已经达到这种平衡。我不再感到焦虑，以13:6结束了比赛。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我与彼德?艾伯顿整整打了两天，第一天是上午一节，晚上一节。上午比赛结束时，我和彼德打成了4:4。如果你想获得世界锦标赛的冠军，那么你总共要打十六节，我那一年一节都没有输，最差的战绩就是与彼德打成4:4。人们都说，“一次就打一节。”对此我一直没有能明白。但服用了“百忧解”之后，我非常清楚地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4:4那一节结束后，戴尔说，“这就是效果！这就是效果！” 

 “你觉得吗？”我问。 

　　“那当然。你已经发挥出了最佳水平。彼德?艾伯顿已经打疯了，但你咬住了他，并且将比分追平，这太重要了。他可能觉得他应该以6:2领先，而且他也许这应该领先那么多，但你发起了进攻。我还从来没有见你打得这么好过。” 

 我还不敢相信。“你真这么认为？”我又问了一遍。 

 “罗尼，要是换了一个星期前，我一定会来这里接你，看到你以1:7或者2:6落后，但你今天挺了过来。我真为你骄傲。相信我。” 

 上午的比赛结束后，我服用了药片，立刻感到自己不对劲。幸运的是，我当时不需要进行比赛。到了晚上，药效过去了，我以8:0大获全胜。这样一来，我就一连赢了九局，以12:4领先。 

 其中有一局非常关键。我先是以10:4领先，但彼德一杆得了六十四分，然后他疯狂地打出一球，想打出一个一百四十七分——他打进了八个红球和八个黑球，但是他打空了，结果让我清杆。当我看到他打出那一球时，立刻知道他完了，因为他平常会对那种球置之不理。即使在有机会打出一百四十七分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仍然是拿下这一局。我当时意识到，他已经在破罐子破摔，而且他心中一定在想：我知道自己拿不下这场比赛，所以我还不如看看能不能打出一百四十七分，赢得十五万英镑。那是大奖赛给一杆最高分的奖金。我来了精神，赢下了这一节的最后一局。 

 我非常冷静，因为我知道最后一节比赛是在下午，而我那时的状态最差劲。我刚开始比赛，全身就开始颤抖不已。我其实连球都看不清，身体上也没有任何感觉。彼德?艾伯顿是意志最坚定的球手之一，因为他从来不服输。即使在以12:4领先的情况下，你也知道他仍然会全力以赴，就仿佛比分还是0:0。彼德拿下了头两局，于是我便想：果然来了。但我接着又想，等一等，我现在以12:6领先，这种优势太大，哪怕我缺了一条腿，或者只有一只手，我仍然可以一杆打出五十分或六十分，赢下我所需要的一局。也许是“百忧解”让我保持冷静，让我保持乐观，而正是这种乐观给了我精神上的动力去完成这项任务——在球台上展示冠军的风采。我最后以13:6战胜了彼德。比赛结束时，我感谢上帝帮我度过了这一难关，因为我当时已经感到有点颤抖。 

 我的心情在谢菲尔德发生了变化。服用了“百忧解”之后，我早晨醒来后会想：今天是个好日子，即使这一天很糟糕，它也没有糟糕到以前的地步。就连我的球路选择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人们还没有发明出能让你成为斯诺克冠军的药片，但“百忧解”给了我自信，能让我像任何其他球手那样来思考比赛过程。在以前，如果我一杆只打出五十分，我会想：真蠢，我不应该现在就让位给对手，这个疯子一定会认为我不堪一击，因为我在本该清杆的时候没有清杆，反而打出了一个臭球。现在的我会为一杆打出五十分而高兴，然后会打一个安全球。我会满意地想：对，我领先五十分，现在该轮到你了，你可以追回来。如果你赢下这一局，那说明你打得好；但如果你失误，那么我会就重新惩罚你。我开始从对手的角度来思考，而不像以前那样仅仅从自己的角度来思考，结果总是让自己在一败涂地后再感到非常沮丧。我这是四五年来第一次客观地看待比赛。我的性格发生了变化。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急不可待地盼望着比赛尽快结束，然后尽快离开，以便能坐在我的房间里看录像，让人送外卖中餐。现在这一切非常简单：即使我以3:5输掉这一节，我也一定要发挥自己的最佳水平。 

 与彼德的比赛结束后，我回到家，看电视上播放的比赛录像。解说员约翰?弗戈说，“我还从没有见到罗尼打出过这么精彩的球。如果他继续保持这种状态，他一定能战胜所有的对手。”听到这里，我感到有些意外。我一面看着电视上的我，一面想：我没有感到有那么好呀。但我也知道约翰?弗戈不是那种随便说这种话的人。
我顺利地进入了半决赛，心中想，真正的比赛现在才开始。我以前曾经三次打进过半决赛，但从来没有能再进一步。即使你感到自己打得并不太好，你也能意识到：能打进半决赛说明你的表现还不错。你已经打完了那么多局，已经比完了那么多场，你正变得越来越难对付。 

 我在半决赛中的对手是乔?斯威尔。他战胜了马克?威廉姆斯，使我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马克是前一年的世界冠军，我原以为会在半决赛中碰上他。乔是位非常出色的球手，但我更愿意和他交锋，因为马克是上一界的冠军，世界排名第一，非常难对付，更何况还要一连打上三天或四天。如果对手是马克，那么我的胜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五十；而现在的对手是乔，我知道获胜的把握大概有八成。我想，我很可能破天荒地第一次打进世界锦标赛的决赛。我在前几次打进半决赛时，分别输给了艾伯顿、希金斯和亨德利，比分最接近的是对艾伯顿的比赛。 

 我像平常对待其他比赛一样来对待这场半决赛。除非要打比赛，否则我根本不会去克鲁斯堡剧院，而且我在谢菲尔德根本不练球。我那一年练球已经练得太多，因此感到自己根本不想再去练球。在首轮对安迪?希克斯的比赛开始前，我下午六点三十分还和戴尔一起坐在电影院里看比尔斯?布鲁斯南主演的一部影片，而我必须在下午七点三十分出场。戴尔自然绝对不会建议我这样做准备活动，但我告诉他我想按自己的方式来做准备。 

　　在对乔?斯威尔德比赛中，我打得不算非常好，但仍然以6:2的局分领先。在每一局中，我往往会先落后，然后再追上去，但我对比赛结果的感觉平平。他会先打出四十分或五十分，然后我会以七十分清杆，这让他很不舒服。第一节比赛结束后，总局分为6:2。虽然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比赛要看谁先胜十七局——但我感到很放松。 

 晚上的比赛，我们平分秋色，4:4。这样一来，总局分就变成了10:4。我开始胡思乱想，开始感到有些焦躁不安。我情不自禁地想到：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能打进世界锦标赛的决赛，所以这次一定会让爸爸和家里其他人骄傲一把。我这一年的成绩非常好，已经获得了四项冠军，如果能再打进世锦赛的决赛，那这一年就更锦上添花了。 

 我经常和父亲通电话，并且告诉他我已经开始服用“百忧解”。“太好了，”他说，“我可以从你说话的声音中感受到不同，而且可以感到你比以前好多了。”他在鼓励我。“你在赛场上的表现好极了，”他说，“你的精神状态，你的气势，你的长球，真是太棒了！你把那些长球都打进了球袋！我当时还在想，他不会选择打这个球吧？可看到你真的选择了打这个球时，我一把紧紧抓住旁边这家伙的手，心中想：哦，不。结果球进了。”父亲非常兴奋。 

　　尽管我开始感到焦躁不安，我最终还是以17:9结束了半决赛。我非常高兴，接受了一个采访。 

 “罗尼，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自从我在世锦赛开始时接受电台采访过程中说我自己感到非常糟糕以来，每个人都想知道我现在的感觉。 

 “我感觉非常好，为自己能打进决赛而感到高兴。我要去看约翰?希金斯和马休?斯蒂文斯的比赛，看看他们今晚究竟谁能战胜对方。我已经等不及要和他们当中的胜者交锋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打进了决赛，我真的很兴奋。”这与比赛开始前的那次采访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和戴尔一起去游了一会儿泳，然后又去蒸气浴，最后再出去吃饭。我严格保持这种生活习惯，根本不去靠近练球球台。我以前总是会为某一个球耿耿于怀，总是会尝试不同的握杆方法或者尝试新的架杆，为一些小事情苦恼，企盼能有什么东西给我带来信心。但是，这次来谢菲尔德参加世锦赛后，我根本不去理会这些方面的任何问题。我只是想，该发生的事自然会发生，对自己要有信心。我感到头脑非常清醒，没有因为想把一些新的击球方法打出来而让自己感到痛苦不堪。我知道，我已经在台球场上拼搏了十六年，多练一会儿球根本没有任何区别。我想，如果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打斯诺克，那么我永远都不知道怎么打。有教练在指导你如何打这个球或者打那个球固然不错，但最终这一切必须来自你的内心。
我就抱着这种新的心态打进了决赛。但是，我现在感到自己至少必须练练球，因为我决赛的对手——约翰?希金斯——永远不会让你轻而易举地把冠军拿到手。我知道那将是一场恶战，知道自己必须挺过去。戴尔同意我的看法。我想他一定从我1998年世锦赛对约翰的半决赛中看到了这一点。他当时曾经对我说过，“你今年一定能成为世界冠军。” 

 我说，“你什么意思？” 

　　“我能看得出来，”戴尔说，“现在谁也赢不了你。” 

　　我当时没有他那种信念，结果以9:17惨败给了约翰。比赛结束后，我对戴尔说，“你不是说我能成为世界冠军吗？” 

 他说，“我内心深处认为你根本不可能输，但你的脑子里有东西在作怪，在阻止你获胜。这不是你的技术问题，而是你的脑子问题。”他指了指我的脑袋。“你的脑子只有六英寸大小，但你的输赢都取决于它。罗尼，相信我，我看你打了这么多年的球，知道任何人的水平都赶不上你。你之所以输球，是因为你的脑子出了问题。” 

 “我的脑子没有问题，”我说，“只要我能赢球，我的脑子就没有问题。” 

　　“胡说，”他说，“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每一场球都合情合理，你必须动脑筋才能获胜。” 

　　那次谈话过去了三年，我们在上午八点去了克鲁斯堡剧院。比赛将在下午三点开始，但我对戴尔说，“我们得早一点赶到那里，吃过早饭后去河边散散步。”我的感觉还不错，但我又有些焦虑，因为我违背了自己不练球的原则。也许我应该待在旅馆里放松一下自己。但我接着又想，该死，我需要打得非常出色才能战胜约翰?希金斯。我的意志不如他的坚强，即是我俩都不在状态中，我也很难取胜，因为他比我更稳，比我更有条理。我心里很清楚，我必须有灵感才能获胜。 

　　我们练习了两个小时。从某种角度来说，我真希望自己没有练球，因为我感到练球并没有给我带来灵感。我回到了旅馆，放松一下自己，去河边散了一会儿步。下午两点，我准备好了一切，两点三十分赶到了比赛地点，然后在练习球台上打了十五分钟。约翰和他朋友走了进来，这样我们就同时开始在不同的球台上练球。我注视着他，想看看他的状态，好像还不错。 

　　我仍然有些怀疑自己是否真有资格打进决赛，但我同时又在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怀疑自己？我已经打进了决赛，所以尽情地从中得到快乐吧。但是球手们很难从世锦赛决赛中得到快乐，而我当然也不例外。
我一开始打得不错。在第一局中，我让他先开局。他一连得了三十多分，而且非常漂亮地把球打散了。我想，瞧瞧，他会一杆拿下这一局。于是，我耐心地坐在那里。他击打一粒红球，但是球没有能进入中间的球袋。观众发出了一声叹息。我原以为这一局自己不会再有机会了。我瞄准了一粒红色的长球，心中在想：如果打不进，那就是一个不祥的兆头。这个球有一定的难度，我自己也不十分有把握，但我集中所有精力去击球，将它打进了球袋，然后选择黑球，并以一杆八十分赢下了这一局。 

　　第一局结束后，我的心情平静了下来。虽然我对自己的战术不是十分有把握，但我打出的球仍然一个个滚入球袋，我的表现可圈可点。我完全靠机会来打球，不放过任何一个容易得分的球，也不打没有章法的球。如果打安全球比较保险，我会直接打出安全球。中间休息时，我以3:1领先。 

 “你觉得怎么样？”我问戴尔。 
  
 “很好，很漂亮，很棒！我觉得你在场上无可挑剔。” 

 “我却没有这种感觉，”我说，“我感到自己打得很糟。” 

 “你就这么打下去。”他说。 

　　“真的吗？” 

 “就这么打下去，”他又说了一遍，“你要不要喝茶？” 

　　“好的，给我来杯茶。” 

　　“想抽烟吗？” 

 “想。” 

 “饼干呢？” 

 他走了出去，然后又端着茶、拿着饼干走了进来。那就像我母亲或者保姆在照顾我一样。 

 “想看什么报纸？” 

 “呃，戴尔，请你给我那一下《邮报》和《太阳报》好吗？” 

 “要按摩吗？” 

 他在竭力让我放松，竭力逗我。谁也无法向戴尔那样能把我逗得哈哈大笑。为了我，他会做一切，甚至会把我的脚搓上一个小时。他妻子后来有点嫉妒，结果他现在也只能给她搓上一个小时。戴尔就像是我的第二位父亲。 

 我们聊了五分钟，然后我重新上场。“听着，集中精力。他会向你发起反攻，一定要有思想准备。” 

 我重新上场，集中精力，赢了接下来的两局。我这时开始想世界冠军的事。我打得不是太好，却仍然以5:1领先，我只需要在赢十三局就能成为世界冠军。这一节比赛结束时，我以6:2领先。我有点感到失望，认为自己本该以7:1领先。那虽然只是一局，但一进一出就成了两局，这就是领先四局和领先六局之间的区别。 

 “听着，”戴尔说，“你在比赛开始前有没有料到自己会以6:2领先？” 

 “当然没有，”我说。 

 “这就对了。今天下午的战绩应该让你感到满意，因为你的表现非常好。”
我们回到了旅馆。我告诉戴尔我不想让任何人进我的房间，也不想接任何人的电话。我在谢菲尔德时，绝对不让任何电话打进我的房间：旅馆方面会把我房间的电话断线，而我需要的一切都会先送到戴尔的房间，然后再由他给我拿下来。这意味着不会有任何不速之客突然来访，让我觉得非要款待他们不可。在2001年，戴尔会走进我的房间，我们会聊天、看录像或者看电视，然后再吃点东西——通常是鸡或沙拉等让我保持体力的碳水化合物。吃过早饭后，我会在上午十点半服用“百忧解”。 

 到我打进半决赛时，我已经习惯了“百忧解”，所以在打球时不用再为感到头晕眼花而焦急。我的精力增加了许多。在决赛晚上那一节的比赛中，我赢了第一局，以7:2领先，尽管那是我打出的最差的一场球。我们俩都一再打出空杆。我在想，这太丢脸了。这是世界锦标赛的决赛，观众一定在想我们是否还能进球。但比赛就是这样，你不可能在这场三十五局的比赛中时时刻刻都能打出高水平。你只能等着状态的到来，只能在状态不佳时熬过去。我在以前常常输球，因为我从来等不到状态好转。我会咒骂自己，而当状态终于到来时，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我会落后太多，根本追不回来。但是现在，我状态糟糕时打得也不是太坏，我在尽量将落后的局面缩小到最小。 

 但是我的状态仍然不好。我一连输了三局，中间休息时仅以7:5领先。 

 我问戴尔，“这是怎么回事？我好像是在做噩梦，一个球也打不进去。” 

 “听着，你要坚持下去，”他说，“你的表现不差。有几个球你没有打进，有几个球他也没有打进。他现在开始进球了，所以你要做好准备。” 

 我重新上场，一口气赢了三局，而且一杆得分分别为两个九十分和一个一百分。但是我仍然感到非常糟糕：我的击球动作不对劲。我开始发火，因为球不是直中袋心。很显然，我又开始对自己苛刻起来了。 

 约翰拿下了晚上比赛的最后一局，但我为自己能以10:6领先而感到高兴，因为总分为7:5时，我坐在休息室里咒骂这世界，而且相信自己一定会输球。 

 比赛结束后，我和我朋友“胭脂鱼”米基以及戴尔一起走回旅馆。我感到非常轻松，几乎轻松到了让人害怕的地步。我们走到车库去买一些晚上要喝的软饮料，我说，“那个约翰?希金斯真是个了不起的选手。”他的确是的，因为在比赛的过程中，有几次他一定想用球杆狠狠地敲击自己的脑袋，或者把球杆扔向看台的最后一排。约翰是位非常出色的球手，但是在晚上的第一局中，他居然连平常闭着眼睛都能打进的球打空了。我也一样，但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约翰是名符其实的最稳健的球手，看到他状态如此糟糕，我也很泄气。我以为自己那一局输定了，因为约翰通常不会在比赛中给你第二次机会。我在给自己加压，因为我把约翰看得太重。但是他一再给我机会，而且没有任何表情。如果他没有打中球，他会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而不是像有些球手那样在打出臭球后反而去讨好观众。（马克?威廉姆斯常常在打出臭球后拍打自己的脑门，斯蒂芬?亨德利在开球效果不理想时会说声“谢谢”。观众们认为这很有趣，但这让比赛对手很气恼。）约翰从来不干这种事，从来不会向观众暗示自己球运不佳，或者向观众暗示我之所以出现在球台旁是因为他打得太糟。我为此非常尊重他。
但是，在这场决赛中，我再也没有了无法战胜约翰的想法。获得冠军后要致辞这一念头也不像上次在苏格兰那样让我感到害怕。这种情况已经消失了。 

　　星期天下午，比赛继续进行，我从10:6领先打到了14:7领先，一杆得分为一百三十八、九十、五十和五十。打到总局数为14:7时，约翰在击球，我想：我刚才打出了一个高潮，现在该轮到约翰了。他没有打中置球点旁的一个黑球，非常低级的错误。我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所有的球都在球台上等着我，没有一个贴库，因此我只要稳健一点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我瞄准了一个稍微有一定难度的远距离红球，以为可以轻松地将它打进球袋。但是我打空了，约翰跳了起来，清杆，总局数变成了14:8。接着他又赢下了两局，我开始感到惊恐不安。在许多人眼中，我已经取代吉米?怀特，成了没有获得过世锦赛冠军的最佳球手。约翰已经获得过世锦赛的冠军，而且当时世界排名第一。 

 我气急败坏地回到了旅馆。戴尔说我应该躺下来，喝点东西，然后就走了出去，让我一个人待在那里。我正躺在床上时，听到有人在敲门。“谁呀？”我气呼呼地大声问。 

 “是我，戴尔。我刚刚和医生通过电话。” 

　　我给他开了门。“你说你刚刚和医生通过电话，什么意思？” 

 “求你了，罗尼，给他打个电话，和他聊几句。” 

　　“他能有什么回天之术？” 

　　“他要你再服一粒‘百忧解’，”戴尔说，“他一直在看电视上的比赛直播，发现你的精神集中力在下降。你在进入低谷。” 

　　“你在说什么？”我说。 

 “快去和他聊几句，求你了。”戴尔说。 

 “我不给任何人打电话。”我说。 

　　戴尔在恳求我，“求你了，罗尼。” 

　　我最后同意给医生打电话。“什么事，霍奇大夫？” 

 “罗尼，你好，”他说。 

 “我说，你有什么事？”我对他说话很粗暴。 

　　“我一直在看你的比赛，”他说，“你的表现非常出色。但是我注意到你在那一节比赛快要结束时开始有点走神。虽然这不会影响你的技术，但这会影响你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我认为你需要再服用一粒药片。现在就服用它，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之后，你会重新恢复精力。” 

 那是下午六点钟。他的话有道理，因为我确实感到有点犯困，注意力有点集中不起来。于是，我服用了一片“百忧解”。 

　　我们稍微练了一会儿球。戴尔问我感觉如何。 

　　“还不错。我这就上场去，好好享受斯诺克的乐趣。”我仍感到有一点疲倦。
大赛组织者要我和约翰当晚从克鲁斯堡剧院的最后一排座位穿过观众席一路走上台，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从入口处上场。我们走到看台的最后一排，走到那里时，我感到很紧张。这将是最后一节比赛，也是决定胜负的时刻。克鲁斯堡剧院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戏剧性，因为这是世界大赛。如果你没有打中一个红球，观众就会发疯。你无法感受不到那里白热化的气氛。突然，我感到自己有了活力，感到自己醒了过来，感到自己兴奋了起来。 

　　我赢了第一局，将总局数改写成了15:10。比分开始交替上升：15:11，15:12，16:12。我当时可能确实比较清醒，但发挥得却不尽人意。中间休息结束后，约翰回到了场上，打什么球有什么球，以六十分拿下了一局，但我也一下子突然找到了感觉，以六十分赢下了一局。现在的总局数为17:13，距离成为世界冠军之差一局。我打出了四十多分，然后以一记安全就将击球的机会交给了约翰，但约翰没有打中，又将击球权交给了我。我打进了几个红球和黑球，看了一眼记分牌，然后心中想：我只需再打进一个红球，他就会和我握手，祝贺我获得冠军了。我已经开始想着自己应该说些什么话，而不是集中精力打完最后几个球。我的一只手已经握住了奖杯。结果，我没有打中一个非常容易的红球，气恼地走到一旁。我回头望着球台，看看自己造成的后果：约翰绝对不会错过这种机会。我感到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注定这辈子与世界锦标赛冠军无缘。约翰清杆后，总局数变成了17:14。比赛快要结束时，约翰终于开始打出了他的最高水平。他进入了兴奋状态，我知道这是我刚才没有打中的那个球带个他的。虽然我仍以17:14领先，但我背上了压力。我心中想的不再是获胜后应该说些什么，而是想着第二天报纸上会怎么说（通栏标题一定会是《他怎么还会输？》），想着在接受采访时所有的人都会问我没有打中的那个红球，并且都会要我解释那是怎么发生的。 
  
 下一局他开球，我没有打中一个红色长球，结果我还没有回过神来，他已经得了四十多分。他的状态非常好，但接着他也没有打中一个直线红球。现在的局势刚好反了过来。我没有料到自己还有击球机会，所以我一定要尽量打出高分。我最后打出了我一生当中最出色的一杆八十分，非常气派地获得了世锦赛的冠军。这场比赛对我来说是培养我性格的一个过程，它证明我可以顶住压力取得胜利。我刚把黄色球打进球袋，就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世界冠军，但我仍然把绿色球、棕色球、蓝色球、粉色球——打进球袋后才把球杆放到球台上。我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约翰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告诉你爸爸，就说我说的，‘打得漂亮，我为你和你们全家感到高兴’。” 

 “你是最棒的，”我对他说，“而且与众不同。别去管斯诺克——我不必告诉你你是多么了不起的球手。但是我非常尊重你这个人。你是位绅士，百分之百的绅士。” 

 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因为我们俩非常相似。约翰的家人之间非常亲密，我们家也一样。我们两家的背景也差不多，都知道家庭比经纪人和新闻界更重要。
我获胜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我母亲在哪里？她一定就在附近。我看到她正和我当时的女朋友比安卡拥抱在一起。母亲含着泪水朝我跑了过来，兴奋得跳跃着，好像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这是我梦想的一切。我只想拿起奖杯，亲吻它一下。我想，我要将自己的嘴唇贴着奖杯来吻它。我妹妹丹尼尔也和她男朋友走了过来，但是她没有看到我获得冠军的过程，只看到我接过奖杯的场面。她也哭了起来。我和我妹妹之间的关系一直不是太亲密，但是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亲近了许多。 

 “你在哭什么？”我说。 

　　“我为你感到骄傲。我太高兴了。你太棒了。” 

 “过来，拥抱我一下，”我说，“来呀！流泪是件好事。我们都非常开心。到我的休息室去。我要你去那里。” 

 小小的休息室里挤满了人，有我、我母亲、丹尼尔、戴尔、吉米?怀特、罗尼?伍德和罗尼?伍德的妻子乔，每个人都把奖杯举过头顶，疯狂了一阵子。我是那里最平静的一个。 

 吉米中断了他的假期，来看最后的决赛。我非常高兴他能来，同时又为他感到有些失望，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好朋友获得了世界冠军。这个称号对他来说曾经那么重要，他竭尽全力想获得它，却在六次决赛中都输了。我真想把奖杯送给他，并且对他说，“给，你把它保留一年。”如果这世界上有什么我希望他能得到的话，那就是世锦赛的冠军，就是我能在那里握着他的手，然后再和他一起出去狂欢一夜。我知道那对他来说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自己经历过。那会埋葬掉许多恶魔。如果我结束我的运动生涯却没有能获得过世锦赛的冠军，那么我的心头一定会有一片疑云——我真那么出色吗？尽管我获得过各种冠军，但我总是会想：我仍然缺乏获得这项冠军的勇气或毅力。你的确需要勇气加运气才能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戴尔张大了嘴巴在笑，他的大嘴把他的脸分成了两半。他紧紧地拥抱着我，亲吻着我的脸颊。“太棒了！”他说，“庆祝吧！我爱你！” 

 “我也爱你，”我说。 

　　我们到了后台，一向平静的戴尔突然感到非常恐慌——“我们得接受媒体的采访，我们得做这个，我们得做那个。”他当然有理由感到恐慌，因为我在接受电视或报纸采访时通常表现得不够好。但是戴尔说，“接受采访对你有利，而且对那些花钱买票的球迷来说，这才公道。”我本能的反应是直接回旅馆，喝点东西后开始欢庆，但是戴尔比较理智，一定要我按大赛的安排来做。 

 还有一件麻烦事需要考虑，那就是必须参加正式晚宴。我又想，我现在这么高兴，不妨去对那些人说声“谢谢”，这就足够表达一切了。任何别的话都是多余的。我们回到了旅馆，我甚至连衣服都没有换。约翰?希金斯穿了件非常漂亮的礼服，系着领带，而我仍然穿着比赛时穿的背心。我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就是换衣服。我只想尽早结束这一切。如果我有翅膀的话，我可能当天晚上就会飞回家。 

　　约翰讲话非常有意思。“我们还是孩子时，”他说，“每个人都在谈论罗尼?奥沙利文。我当时在苏格兰，他在英格兰，我非常想看看他长得什么样子，球打得怎么样。当我终于见到他时，我几乎不敢相信他只有十四岁——他留着长长的胡子，身高大约有五英尺十英寸，动不动就打出一杆过百。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心中想：他绝对不可能只有十四岁，二十八岁还差不多。” 

 在场的每个人都笑了起来。这也让我想起了我对约翰最初的记忆，他在普雷斯塔廷的一项赛事中赢了我，而且过了一个月他便获得了少年最最大赛事的冠军——“世界天空大师赛”，并且再次赢了我。接着，伊安?道尔成了他的经纪人，我们便成了对手。我当时的经纪人是英格兰人巴利?赫尔恩，约翰的经纪人伊安?道尔是苏格兰人。巴利的手下有斯蒂夫?戴维斯，伊安的手下有斯蒂芬?亨德利。这两个人是一对冤家对头，然后人们又把我和约翰算作一对，不停地问我们俩当中谁将先获得世界冠军。最终是约翰先获得世界冠军，我紧跟其后。 

 轮到我讲话时，主持人介绍我为：“下面请2001年世界冠军…… ”大家一起热烈鼓掌、欢呼，我感到在这种氛围中讲话非常开心。我一点也不禁中。我那一天滴酒未沾，所有那些话完全是脱口而出。我先表达了对约翰的球技和为人的钦佩之情，然后感谢在场的每个人，并且告诉他们我要去好好狂欢一夜。
讲话结束之后，我和母亲、丹尼尔、约翰以及约翰一家去了酒吧。到凌晨两点钟时，约翰已经醉得一塌糊涂，我也差不多了。我母亲早已不知东南西北。约翰女朋友的父亲丹尼斯已经谢顶，我母亲一晚上都在拍打着他光秃秃的脑袋。她只要喝醉酒，就会忘乎所以，什么样的话都说得出来。她这会儿正对他说，“啊，你的脑袋真漂亮，真的，让我来吻它一下。”她边吻边轻轻拍打着他的脑袋。他似乎非常喜欢这样，坐在那里咧着嘴笑着。大家都在欢笑。多么美好的一夜啊。 

　　早晨六点钟左右，我说，“我们得睡觉了。我累坏了。”我和我母亲、戴尔以及约翰?希金斯的母亲一起往回走。我母亲和约翰的母亲一边走一边唱着歌。我们走到道路的尽头时，约翰的母亲说，“非常好，我真为你高兴。虽然我更希望能看到我的约翰获胜，但除他之外，我希望看到获胜的就是你。我为你高兴。” 

　　我获得世界冠军后第一次和父亲通电话时在当天稍晚的时候。我们从谢菲尔德一路开车，下午六点钟才到家。我给大家做了一大碗面片——我当时正处在想给人做饭的情绪中。这时，电话铃响了，母亲拿起电话，是父亲打来的。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说，“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梦里，不像是真的。我从午夜一直到早晨八点钟都在不停地听电台的正点新闻：‘新的世界冠军罗尼?奥沙利文。’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打得太漂亮了。我真为你高兴，我这辈子已经别无所求了。” 

 “爸爸，我下星期来看你，”我说。 

　　虽然他还在监狱里，我感觉就像我们一起获得了冠军——就像我们仍然是一个团队。我想起了从前他来俱乐部看我练球的岁月，想起了他为了能在家里给我建一个自己的台球室而搬家的事。这种关系因为他进监狱而中断，而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够的信心，没有他在我身边支持我也能取得成功。我终于证明我可以做到。 

　　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成了世界冠军。我们都非常激动，但我只想坐下来，和两个半星期一直陪伴着我的人在一起：戴尔，我的利物浦朋友约翰和罗尼，还有“胭脂鱼”米基。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想和他们在一个房间里坐上几个小时，细细品味我们的成功。但我们还要等到几天后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当时仍然在回味着比赛的过程，聊着送到我房间的中餐、戴尔的惊恐不安的神情、我的抑郁、我的药片。这一年发生了那么多事，却仍然是我们丰收的一年。我一想到这一点就百感交集。
两个星期后——我参加了下一项赛事——在因弗内斯举行的联赛。我这次有时间和戴尔以及“胭脂鱼”米基一起细细品味胜利的喜悦。这也是我第一次被安排住进旅馆的套间。这家旅馆有二十九层，我住在二十八楼。如果没有钥匙，任何人也无法上这层楼。 

　　“大家一定都住在这一楼吧，”我对戴尔说。 

 “不是，我就住在十九楼，”他说。 
　 
　　我从房间给他打了个电话。“戴尔，快上来看看我的房间。”我说，房间里有电视、冰箱和摇椅。“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世界冠军享受的待遇，”他说。 

 “你在开玩笑！” 

　　但他说的是实话。从那以后，我每次参加比赛，组织者总是给我安排套房。说来真实奇怪，你越成功，人们就越想给你东西。你越有钱，人们就越想给你免费的东西。这样做似乎不太正确。 

　　虽然联赛不是一项重大赛事，我仍然想参赛，因为我已经开始不再惧怕斯诺克。我在半决赛中的对手是约翰?希金斯，结果我以6:3战胜了他。我们俩打得都不好，不过我的信心帮助我取得了胜利。与我十四、十五或十六岁时相比，我的技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我现在靠经验和信心赢球。 

 我在决赛中以9:7赢了斯蒂芬?亨德利。他在那场比赛中有点运气不佳，本该以8:5领先，却让我追成了7:6，并且让我在最后三局中赢了二局。赢球现在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即使状态不是最佳，我也期盼自己能获胜。 

 新闻界自然想知道我现在对比赛、对我自己是否有了不同的感受。 

 “坦率地说，”我说，“我只想享受这一刻给我带来的快乐。我不敢相信自己获得了世界冠军。我只想在夏天好好休息一下，放松一下，享受一下。”我当时正在慢慢康复，所以我也希望能有一种精神生活。“我只想生活在现在。明天并不重要，下个月也不重要，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也不重要。那是我人生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三四个月后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下个赛季我是否还会出现在赛场上，但我现在感觉非常好，而且这也正是我奋斗了这么多年的结果。”
报界对我非常不错。虽然也有一些对我的负面报道，但我认为大多说还是为我的成功而高兴。它们以前刊登过一些对我的负面报道，但总的来说，那些报道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虽然那些文章当时让我很不舒服，但它们也正是我所需要的——那些说“罗尼，你要上心啊”的文章。在我接受采访之后，多年前曾经和他妻子一起带我出去吃过饭，而且曾经严厉批评过我的特克斯?亨尼西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你不知道我多么为你感到高兴。你让我这一天，这一年都异常兴奋。”这番话让我非常感动。 

 在获得世界冠军的那个赛季中，我在圣诞节前就获得了三项冠军，进入了一项赛事的决赛，打进了另五项赛事的半决赛。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奇迹。然后我就陷入了谷底，一连三四项赛事毫无建树。但是，我又像旋风般地回到赛场，赢得了爱尔兰大师赛、世锦赛和联赛的冠军。这样一来，我在那个赛季参加的十二项大赛中，总共获得了六项冠军。这在斯诺克球手最出色的赛季排名榜上列第二（斯蒂芬?亨德里有一次在一个赛季获得了七项冠军）。我对此感到非常骄傲。 

　　尤其让我感到骄傲的是，我知道自己这些成绩是在斯诺克比赛竞争最激烈、水平最高的时代取得的。现在获得世锦赛的冠军要比斯蒂夫?戴维斯当年多次获得世锦赛的冠军难度大得多。他可能会愿意用他所获得的六次世锦赛冠军中的三次来换今天的一次，因为你必须战胜亨德利、怀特、希金斯、埃伯顿、达赫蒂和我才能获得冠军。“金块”从前以及现在仍然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但在他那个时代，他只要在决赛中战胜达格?蒙特乔就能成为世界冠军。那是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当“金块”在1997年最后一次获得“本森和赫奇”冠军时，他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赢了亨德利，半决赛中赢了肯?达赫蒂，决赛中赢了我。我知道那对他意味着什么。他仿佛返老还童，你可以看出他是老一辈的球手，却仍然能与年轻一代的球手同场竞技。 

 我本人第二个最好的赛季是在1997年。我在那一个赛季获得了四项冠军，并打进了另外两项赛事的决赛。我获得了泰国大师赛、德国公开赛、“本森和赫奇”爱尔兰大师赛（某风：不是上面所说斯蒂夫?戴维斯获得的吗？）以及联赛的冠军，但这些都不是顶尖赛事。获得六项冠军（而且其中还包括世锦赛冠军）对我来说简直就像是梦境。两个赛季后的今天，我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在获得世锦赛冠军后，我每天早晨起床后都会去看看那座奖杯。我会看着它，心中想，我无法相信这座奖杯就在我的客厅里。在接下的赛季中，我又获得了英国锦标赛的冠军，这样一来，母亲家的客厅里就有了英国锦标赛冠军奖杯和世锦赛的冠军奖杯——斯诺克界最大的两座奖杯。这让我感到无比兴奋。
我在2001-2002赛季中还获得了另一项赛事的冠军，并打进两项赛事的决赛。虽然这样的战绩无法与前一个赛季相提并论，但我知道我应该感到满意。你只要能在一个赛季获得一项冠军就算打得不错了。就连斯蒂芬?亨德利和斯蒂夫?戴维斯在他们的黄金时代也有过一连十八个月拿不到一项冠军的情况。我获得世锦赛冠军的那个赛季真正让我高兴的是我稳定的发挥。即使没有获得冠军，我也能打进四分之一决赛或者半决赛，所以我有很多机会，在四五项赛事中可以说是与冠军擦肩而过。有趣的是，我感到自己的球比获得六项冠军的上一年要打得好。这其中主要的区别也许就在于我现在感到自己知道比赛时该怎样打。 

 卫冕是件难度很大的事。每个人都不停地告诉我，说还没有哪一位首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选手能卫冕成功，但我当时的确感觉自己能做到。我希望自己能做到，但这种欲望不如前一年那么强烈，没有到非要不可的地步。只有在半决赛输给亨德利的那个月里，我才意识到没有能再次获得世界冠军自己有多么痛苦。唯一的安慰是我世界排名第一。不过，我希望我能同时既是世界冠军又是世界排名第一。世界排名体系所依据的是选手两年中的成绩，因此我又获得六项冠军的那一年，外加获得两项积分赛冠军的2001-2002年。那种感觉非常好，但是在失去了世界冠军的称号之后，我在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感到稍稍有些遗憾。我得从中吸取教训，这样，如果我再遇到同样的情况，我就不会沾沾自喜地想：输球没什么，我可以放松一下自己，因为我今年战绩不错，世界排名第一。 

 这并不是说我不想在半决赛中战胜斯蒂芬?亨德利。我在电视上清清楚楚地表明了我多么想战胜他。但结果，可能是因为我的那番话，他比我更想赢下那场球。我为他战胜我助了一臂之力。我说那番话其实很蠢，因为那番话反而给了他动力，我自己反而成了他的靶子。他毫不手软地将我打倒。如果能时光倒流，我一定不会说那番话。如果我当时保持沉默，我也许现在已经获得两次世界冠军了。

第十二章 未来 

我曾经那么绝望地想放弃台球生涯，曾经无法看到自己能有任何前途，而现在这一切似乎是非常遥远的过去所发生的事。我在写这本书时感到异常平静、乐观、自信。我希望在你们读者本书时，我仍然能保持这种感觉。 

这要归功于许多因素——“百忧解”，戒毒所，参加座谈会，不再经常性地滥用自己的身体，通过《12步疗法》来了解自己，获得世锦赛冠军，以及我的女朋友乔。 

我也有几次开戒，而且梢运凳谴罂洹Ｄ鞘俏胰衔夷芸刂谱∽约海衔乙丫绞ち硕抉衔约喝鄙倮秩ざ鋈パ罢依秩さ氖焙颉５俏以僖膊荒芄侵稚盍恕５蔽业谝淮慰汲榇舐椤⒖己染剖保揖透械讲欢跃ⅰＮ医裉烊匀桓械讲欢跃ⅰ?

我已经找到了让我真正感到快乐的事：真诚对待自己，开始弄明白我是怎样一个人。我确实非常想知道我的弱点，而且感到一旦了解了我自己的弱点后我就能改掉它们。也许我被宠坏了，也许我自私、傲慢。我不能说我这个人从小到大就是这样，但我今天感到自己非常谦卑。我还意识到，我不必趾高气扬地向别人证明我自己，那样做毫无疑义，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百忧解”对我来说就像是奇迹。它带走了我的恐惧和焦虑。我不在乎我是否这辈子都离不了它，而且不会为服用“百忧解”而感到羞愧。它能让我感到健康，使我能继续我的生活。如果你患有抑郁症，那么你首先就必须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然后才能想办法来治疗它。我现在早晨起床后可以面对任何可能遇到的问题。生活是挑战，我的斯诺克生涯也是个挑战，而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两者都不是。 

我已经变了一个人：我要享受生活，要和朋友以及家人共度美好时光，要谈论许多我以前从未谈过的事。我多年来一直生活在抑郁中，总是给别人做这做那，总是竭力让每个人高兴。大家虽然嘴巴上没有说，但心里一直有种感觉，即如果我高兴，大家也都会高兴。但这完全是大错特错了。重要的是内心深处要感到高兴，而很久以来我们谁都不告诉别人我们内心的真实感受。虽然我也告诉我父母我很痛苦，但我从来没有真正和他们交谈过什么。父亲现在可以从我说话的声音中听出我是否开心。他这么多年来已经听惯了我向他诉说自己感到抑郁，所以如果他现在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好不好，而如果我告诉他自己感觉不错时，我能够感觉到他很高兴。我喜欢毫不隐瞒地把这一天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他。我以前总是状况很糟，而他总是训斥我——这让我很气恼，因为我可以自由地飞向世界各地去打斯诺克，他却只能待在监狱里。 

我以前每年都会想着要永远告别斯诺克，然后在夏天度过三个月的假期后，又会精力充沛、旺盛，又会摆脱掉脑子里的一切烦恼和不快，又会觉得自己还能再打一个赛季。可是，在真的打了一个星期的斯诺克之后，我又会在电话里对父亲发牢骚，然后我们又会再次经历老一套：“那好，你先把这个赛季打完，”他会说，“然后你就可以放下你的球杆。”整整六七年中，我们的谈话都会是这样。我只知道发牢骚，只知道他会在那里帮助我。我会忘记他正在经历的一切。我非常自私，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结果就出现了问题。他听我那么说一定感到非常痛苦，他又非常坚强，总会将自己的烦恼放到一旁，以确保我一切正常。
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真正反思过自己。但是通过走进戒毒所，通过了解我自己，我现在已不再仅仅满足于表面现象。如果我感到自己强壮，我会告诉大家。 

从戒毒所出来后，获得第一项赛事——冠军杯——的冠军从多重意义上来说都是我最大的成就。它对我来说非常特殊，让我充满了乐观精神。我想：是啊，我重新找回了我的生活。我在讲话时说，“能回到这里来真是太好了，但你们将看到一个不同的罗尼。你们到目前为止看到的只是一个有点疯狂的罗尼，而我现在要让你们看到我将发生变化。”而且我认为我身上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和我父亲现在常常谈笑风生。 

他最近对我说，“你到四十岁时，生活会最好。” 

“你怎么知道？”我说。“你四十岁时是在里面度过的。” 

“我知道，”他说，“但生活在你四十岁时才开始。” 

我想他准时在说笑话吧。他过去十二年都是在里面度过的，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但这恰恰显示了他的毅力，这种毅力甚至让他自己都感到意外。他总是说他永远无法适应监狱里的生活，说他在监狱里一天也待不下去。但是我去监狱看望他时，他的室友们都回我说，“你父亲真是了不起。他在监狱里的表现跟我认识的任何人都不同。他非常坚强。”虽然他给人一副好像什么都影响不了他的样子，而且对任何事情都一笑了之，这其实是他熬过刑期的办法。我知道内心深处非常想回家，而且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后悔。 

父亲现在常常说我不应该做我自己不想做的事。他常常说我已经远远超出了他对我的期望值。“我以前希望你转为职业球手，那曾经是我的梦，”他最近告诉我说，“你转为职业球手后，我又想：要是你能打进前三十二名或者能够上电视……结果这你也做到了。然后我又想，只要你能成为世界冠军，我就是再多做十年牢也愿意……这你也做到了。如果有人告诉我，说你是世界排名第一，我一定会乐昏过去，一定会躺在那里不愿意起来。我每次定下一个目标时都会说，‘我希望我儿子能做到这一点’，结果你每次都超额完成任务。所以，即使你现在一个球也打不进，我也不会在意。去尽情享受台球给你带来的快乐吧。你已经实现了我所有的梦想，也做到了我梦想着自己能做到的一切。我曾经想成为足球明星，但我的球技很糟。我没有能做到，但是你做到了。将来人们会问这一切是从哪里开始的，人们会说伦敦东区有个开性用品商店的家伙有个会打斯诺克的儿子……我希望你也有个儿子继承你的事业，也许成为一位F1方程式的车手。我会感到非常高兴的。” 

戴尔总是对我说，“买一张兑奖彩票，你就会有一个机会。只管去买一张彩票，给你自己一个中奖的机会。”我现在的感觉就像是买了一张彩票。我以前会想，如果对手打得好，我就遇到了麻烦。我现在却想：如果我打得好，他们就遇到了麻烦。就算我打得不是太好，我也有一半获胜的机会。我现在参加比赛时，不再认为我一定要始终保持最佳状态。我知道这种情况几乎永远不可能出现。如果我以1:3落后，我会想：刚才是他打得好，现在该轮到我了。让自己养成这样的想法的确很难，但我做到了。
人们总是说你的精力也是你的弱点，这句话永在我身上绝对正确。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因此这也给我带来了太多的痛苦——总是让我为无法将事情做到我想做到的地步而痛恨自己。但反过来说，我又为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而高兴，因为如果我不是个完美主义者，我也许早就甩手不干了。我得把这看作一种资本，但有时候又需要将它丢到一边，否则它就会坏我的大事。做一个完美主义者并不是件坏事，只要你不因此折磨自己就行，而我在那些年里恰恰为了达到完美在不停地折磨自己。 

获得冠军奖杯固然是件好事，但我只要打出自己的水平就能得到更多的快乐。与在某项赛事中打的一般却仍然获胜相比，在某家俱乐部里打出高水平要带给我更多的喜悦。绝对控制主球给现在的我带来和小时候一样的快感。我当初想退出斯诺克界，就是因为我已经失去了这种快感。但是，我在父母的帮助下坚持了下来，最终重新找回了那种快感。我曾经一度觉得自己更愿意接管父亲留下的生意。也许我会很高兴地开始卖书、卖录像带，很高兴有人进来说，“你是不是以前那个打斯诺克的罗尼?奥沙利文？”我曾经多次想做出那样的决定，然后过一种有张有弛的幸福生活。所有这一切会常常在我的脑子里翻腾。人们会走进商店，看到我，然后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嗯，怎么说呢，我厌倦了斯诺克，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所以便决定退出斯诺克。”我在那时候相信，唯一能让我重新感到幸福的办法就是退出斯诺克，但我仍然记得我小时候的情景：早晨九点钟赶到俱乐部，用刷子清除一下球台上的台面呢，然后在那里打上一整天。那个孩子对斯诺克如痴如醉，我怎么也无法把这段美好的记忆从我脑子里驱赶出去。
我知道自己会有顺利和不顺的时候，但不同的是我现在可以接受这些。我认为我现在已经开始更加客观地看待事物，因而比赛的结果也更加稳定。我也改进了自己的战术。我从戒毒所出来后，另外又请了一位教练。他叫弗兰克?亚当逊，是斯蒂芬?李的教练。弗兰克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如果没有他，我认为我可能无法获得世锦赛的冠军，至少肯定不会在那个赛季获得六项冠军。弗兰克现在已经七十四岁，他分析了我的球路，说我很多球打得太匆忙。我们一起观看了我小时候的录像，发现我那时候打出的每一个球似乎都更加用心、更加轻松。随着我逐渐长大，我似乎在给球杆头上防滑粉时的方法不对，而且我击球时的姿势似乎也不完全正确，只是自以为是地养成了那种习惯。快速击球可以给人一种印象，即我认为我一定能将球打进。然而我击球速度过快的真正原因完全是另一码事。我之所以击球速度过快，是因为我缺乏信心。许多球手在遇到困难时会越打越慢，而我对付困难的办法就是越打越快。我只是在想，我不去想它。我打球靠的是进球，靠的是感觉，而这些恰恰能打败对手。我自以为战胜对手的力量就在于无法让对手估计我将打哪个球，但我又认为这种想法其实是在低估自己的实力。我希望我现在已经重新找回了一些我十五岁时曾经有过的冷静和稳健。在弗兰克指导我之前，我打出的球要么以一百英里的时速进袋，要么根本进不了。我现在的进球要合理的多。 

我们也分析了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我站立的姿势是否正确，肩膀是否松弛，球杆是否握得太紧，离球是否太近或者太远，是否击中球的左侧太多，是否击中球的右侧太多，是否击中球的中下点太多，我的脚是否站得太靠前或者太靠后？我不知道问题的核心在哪里，所以我一点一点地观看比赛的录像，仔细分析比赛过程中的一切。我今天仍然不知道情况如何，仍然还有一些毛病，但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糟糕了。我现在可以击打球的中心点，寻找战机的能力也比以前好，虽然还没有好到我所希望的那样。我知道，我打得顺手的时候能获得比赛的冠军。要是换了以前，当我状态低迷时，我便会失去信心，会觉得要靠对手发挥欠佳才能获胜，而这让我非常气恼。我会想：如果我必须依靠对手发挥失常才能获胜，那还打什么比赛?而如果他确实打得很好，我便会认为自己战术运用得不对。在弗兰克和戴尔德帮助下，我以前在比赛中不会出现的一些基本的东西向在已经成了非常自然的事。我现在已经知道，出杆不应该太快，可以稍微停顿一下，可以优雅地、慢慢地将球打进球袋。弗兰克给我指出了两三点非常关键的，但其他的都是我自己悟到的。我对他说，“你可能希望我用某种方式来打球，可我恐怕还得保留一些我的老毛病，比方说，球杆离台面过高，或者身体的中心过于集中在左腿上。我仍然保留这些习惯，因为这些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但不管弗兰克是多么出色的教练，我永远不愿意离开戴尔，因为他不仅给了我技术上的指导，而且给了我动力。我参加比赛时一定需要戴尔，因为我们可以开玩笑：他更接近我的年龄，和他在一起时，我感到非常轻松。我们是一个团队。
对于我们家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父亲的案子上诉。我认为对他的量刑过于严厉，所以我们竭尽全力为减轻他的刑期而努力。父亲一直是我的坚强后盾，现在轮到我为他做一点事情了。我在前面说过，有人被杀当然是件非常可怕的事，但我们一直认为父亲是自卫行为。也许现在为当初的判决上诉已经为时太晚，但为减刑而申诉却为时不晚。为什么要判他十八年？我们被告知，那是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杀人事件，但我们知道：a)那不是具有种族主义的杀人事件；b)我父亲不是种族主义者。他没有说他没有卷进斗殴事件中。他卷了进去，而且犯了一个错误：他听从了别人的忠告，坚持自己保持沉默的权利，不愿意开口为自己辩护。父亲当时吓坏了——被自己所做的事吓坏了，也被自己要进监狱吓坏了。他保持沉默，不向法官和陪审团解释事情的经过，这的确是犯了个大错误。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已经无法改变。不过，现在有一件事可以做：我们可以让大家明白，尽管法官做出了错误的判决，我父亲不是种族主义者。 

父亲进了监狱后，我们整个家庭的毅力——丹尼尔、我母亲、父亲本人以及我自己——让我颇为吃惊。也许母亲最让我感到惊讶。我常常回想起父亲刚进监狱似的情景，人们当时都说她将永远无法管理好父亲留下的生意，但看看她现在都做到了什么？我为她感到骄傲。 

我妹妹丹尼尔今年二十岁，和她男朋友住在一起。我们现在的关系比以前好多了。父亲的离开对丹尼尔来说是非常难以承受的事。她当时只有九岁，但我认为她非常好地承受了这一切——承受能力比我好。我们俩有时觉得父母在宠爱对方，但我们内心都知道那纯粹是胡说八道，因为父母给我们俩的爱同样多。 

我希望我很快能和我的女儿泰勒更亲密一些。我和她母亲之间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已经开始解决这些矛盾，所以我现在与泰勒见面的机会比以前多了起来。家庭对我来说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泰勒当然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最近刚刚在伦敦索霍区的老科姆普顿街开了一家商店，店名叫“女人万岁”，专门出售男女高档内裤。我是以终身保有不动产的方式买下的，所以这是一种投资。这也是我转为斯诺克球手以来买下的第十三份房产。这些房产的前景非常看好，因为房产市场在这些年中非常走红。 

我购买第一处房产时，对自己的斯诺克生涯还缺乏十足的信心，所以我想：如果我的斯诺克事业无法有很大的发展，我最好先投资在什么项目上，将来也好有个依托。我当时的经纪人伊安?道尔建议我投资房产。 

“不行，我需要每天能给我带来收入的项目，”我说，“如果我买了房产，然后怎么办呢？我还得去打斯诺克。” 

“你听我一回，买几处房产，不会错的。”他说。 

这个建议非常好，可以说是伊安给我的最好的建议。我一直很庆幸买了那些房产，然后将它们变成商店，结识不同的人。这很像一个接受教育的过程。我的斯诺克运动生涯现在已经过了一半，我也有了斯诺克之外的事业。我一只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点经商的本能，一直想看看我是否在这方面有天赋——甚至在中学就与别人交换过足球明星卡。我起初买了几处房子和公寓，然后再转向购买门面。我买了一些终身保有的不动产，然后把商店无偿交给了我母亲。我们开始了几家新店，给母亲带来了很好的收入，而产权则归我自己。这用一来，大家都很满意。 

老科姆普顿街上的这家商店有两层楼，地理位置非常好——就在索霍区的中心，而且布置得非常新颖时髦。从事设计行业的丹麦王子为我们做了设计，我女朋友乔对服装很有眼光，所以她在经营这家商店。我们希望能扩大“女人万岁”的业务，希望能在纽卡斯尔、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爱丁堡和伯明翰开一些分店，不过目前这家店铺的成功就已经很让我心满意足了。等我将来退出斯诺克界，我一定会接管店里的生意，但这在目前似乎还很遥远。不过，对将来有所期待毕竟是件好事。 

我还刚刚和世界斯诺克联合会的前负责人吉姆?麦肯奇一起创办了一家管理公司，叫“火箭推广”公司。我们准备买下几家斯诺克俱乐部，发现一些好苗子，给他们专业的管理。我们希望能在全国拥有五六家俱乐部——那种希望成功的孩子该去的地方。如果我们把精力集中在为他们拉赞助、结账、定旅馆等等事务上，这些孩子就能将精力集中在斯诺克上。他们也许不希望我们什么都管，也许只希望我们替他们定旅馆或帮助他们把球打得更好。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只想让他们感到满意。年轻球手没有别的选择，对自己的未来没有发言权，这种情况在斯诺克界司空见惯。我们想改变这一切。 

等我结束我的斯诺克运动生涯后，我还想继续为斯诺克做点事。我想做电视解说或电视节目制作。我看到斯蒂夫?戴维斯现在就比他任何时候都快乐、轻松。 

生活中有那么多扇门可以打开，而我现在生平第一次看到它们在向我敞开，不再像以前那样将我拒之门外。我已经学会了满足，斯诺克在让我感到满足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假如明天有人告诉我，说我将永远和斯诺克告别，那么我现在也已经明白，生活远远不止仅仅活跃在斯诺克赛场上。 

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打高尔夫，还不仅仅满足于能够将球打进球洞。我想把我的高尔夫水平提升到我在斯诺克上的同样高度。我现在为自己制定的目标是五十岁时能成为职业高尔夫球手，参加老年巡回赛。我在想：我现在有了这种新的乐观精神，为什么就不能做到呢？我现在相信，只要你把心思放在上面，这世上没有你做不到的事。
事实上，我还有更大的目标：我想在五年内开始参加高尔夫职业赛。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要放弃我的斯诺克生涯，但我的高尔夫水平足以让我参加职业比赛。虽然我还没有狂妄到认为自己的高尔夫已经达到了我的斯诺克的水平，但我可以打得很好，足以给我带来快乐和一种成就感。 

与此同时，尽管有这些乐观的想法是件好事，我仍然需要不断地让自己脚踏实地——一件一件地来，不要一步登天，过完今天后再开始计划将来的事情。戒毒所教会我们的就是这一点——让我们脚踏实地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当前。 

我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感觉这么好，远远不是。我今天早晨醒来后就感到非常糟糕。我又开始感到惊恐了，但我服用了一粒药片，不到十分钟就感觉好了。这多么简单！我知道，不管我醒来时感觉如何，我都可以出去快乐地度过这一天。这种惊恐的感觉现在只出现在我已经两三天没有服药的情况下。这意味着我只要服了药，就知道自己能够放松下来。 

我昨晚在斯诺克俱乐部见到了我已经多年没有见到的姑娘——蒂娜。 

“你看上去好像非常满足，非常快乐，”她说，“你感到快乐吗？” 

“当然了，”我说。 

“我很高兴看到你这样，”她说，“因为以前的你就像被宠坏的罗尼，属于那种具有一切天赋的孩子。我记得你好像总是在说，‘我这么有天赋，怎么就是赢不了？我一点也不快乐。’你当时非常傲慢。” 

“真的吗？” 

“那当然，你改变了很多，现在很讨人喜欢。”她说。 

这对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每次走进一个房间，总是会嘲笑别人。如果里面有什么不对劲，我会立即使房间里的气氛急转直下。这常常让我对自己感到非常不舒服。我现在走进一间屋子时会说，“你好。近来还好吗？很高兴见到你。”这种感觉非常好，而且我也为自己感到高兴。我和别人在一起时，不再想自己不配待在那里，或者认为我无法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现在觉得自己可以实话实说，不再为此感到痛苦或感到得罪人。我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苛刻地对待自己，因此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苛刻地对待别人。 

我一直把我的抑郁症怪罪到斯诺克头上。我认为每次只要球打得好，我就不会感到抑郁；而每次球打得糟糕，我便会更加抑郁。结果，我便头脑简单地认为比赛的结果在起作用，我丝毫没有意识到那其实是一种疾病。开始服用“百忧解”之后，我发现我可以发挥欠佳，可以对自己生气，但作为一个人却仍然非常开心。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种进步，很大的进步。
我总是怀念自己十四、十五或十六岁时以及刚刚转为职业球手时的情形。我认为我那时的球技最好，而且那也是我人生中一段最快乐的时光。我相信，我现在之所以成绩出众，就是因为快乐，因为我有张有弛，而不是精神紧张地生活。我人生中的那段时光一直是我的黄金岁月，也是我一直想重新找回的时光——无论是在台球上还是在台球外。我知道这么多年来我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我感到自己正开始回到小时候那快乐的时光中。

后记 

这本书完成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而这也是比较混乱的一年。我在这一年中获得了三项冠军，但更多的则是第一轮就被淘汰。我在这一年中创造了一项记录——在电视直播的世锦赛中打出了一百四十七分，但紧接着便是在第一轮中被傅家俊淘汰。然后是莫名其妙的低谷。 

先来说说斯诺克。这个赛季开始时，我的发挥非常好。我获得了第一项赛事的冠军，也就是2002年9月份举行的皇家苏格兰大师赛。然后，我的状态逐渐下降，再逐渐回升。赛季刚开始时，我感到非常自信，状态非常好，人也非常乐观。我在苏格兰的半决赛中对阵斯蒂芬?亨德利时发挥得非常出色，以6:3战胜了他，然后又在决赛中同样出色地以9:4战胜了约翰?希金斯。结束了一项赛事，拿到了一座奖杯。我似乎在进入最佳状态，而且我真的从中得到了乐趣——比我获得世锦赛冠军时得到的乐趣还要多，因为我在拿世锦赛冠军时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乐趣，更多的是将比赛打完。我不像我小时候那样兴奋，不过我正朝着那个方向发展。 

但是，情况随即每况愈下。我在约克举行的英国锦标赛上打得一塌糊涂。我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我特别想获得那项赛事的冠军。我在第一轮以9:2轻松过关，但同时也觉得那是我打得最臭的一场球（大家可能以前也听我这么说过，对吗？），然后我以9:7赢了傅家俊，同样是在第一节打得非常糟糕的情况下扳回来的。我在四分之一决赛时抽签对阵德鲁?亨利，大家都希望看到我获胜，但我打得差劲极了。我在比赛过程中完全心不在焉，感觉自己好像根本不像在比赛场上。如果有谁打得像我那么糟，我倒想看看他是否还能从中得到乐趣。 

我最后变得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旁边球台的比赛上，而不是关心我自己的比赛。我不停地转过头去，因为肯?达赫蒂正在另一张球台上与约翰?希金斯打得难解难分，比我的这场比赛有意思得多。我听到观众在为一杆打出的高分而鼓掌，感到自己缺少了什么东西。德鲁?亨利最后以9:6赢了我。我在2:4落后时，因为打得太糟而改用左手击球，结果我重新来了兴趣。我用左手击球赢下了最后两句，将总局数改写成4:4，并且将比赛带入了最后一节。但是我在晚上又重新开始用右手击球，现在回过头来想，我也许应该继续用左手击球，因为那给我带来了更大的乐趣。 

斯蒂夫?戴维斯当时正在担任电视解说，他说人们可以看得出罗尼什么时候对自己的表现感到不满意，因为他开始用左手击球。他的话说得非常对——有些解说员说：我用左手击球是因为我想让对手感到恼火。这种说法太离谱。事实上，我只有对自己感到恼火时才改用左手击球。所以，球手们看到我改用左手击球时也许应该感到兴奋，应该意识到他们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我在这个赛季很想稍稍来点变化，在我打得顺手时也改用左手击球，让对手更难猜出我的心态。
我在赛季的中期几乎打一场输一场。但是，到了赛季只剩下最后三分之一时，一切突然变好了。我在2003年3月获得了欧洲公开赛的冠军，紧接着又获得了爱尔兰大师赛的冠军。我当时正准备和一位女士合伙开一家房产公司。这位女士非常乐观，她问我是否想找一位体育心理学家，因为我告诉她斯诺克又快要把我逼疯了。她从前足球明星艾伦?布拉齐尔那里要来了一份体育心理学家的名单，我们给他们当中的每一位打了电话，最后才决定去找一位名叫皮特?科恩的人。 

我当时很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有人能帮我走出低谷。但是我告诫自己要随时愿意接受新东西，因为你根本无法保证这就解决你的问题，尽管它看上去根本不像。我去了他位于布赖顿的家，他开始给我灌输动力理论，试图让我重新恢复求胜的欲望。我有时甚至连球杆都不愿意拿起来，因为斯诺克让我灰心丧气。科恩要做的就是让我重新从比赛中得到乐趣。他说，只要能从比赛中得到快乐，你就会渴望回到赛场上；只要你渴望回到赛场上，你的状态就会回来。 

他试着让我重新开始相信自己。他问我心目中的体育英雄都是谁，我说有默罕mode￥￥?阿里、“老虎”泰格?伍兹、卡尔?刘易斯和迈克尔?约翰逊。于是，他拿出 所有这些人的照片，然后把我的照片放在它们中间，让那些伟大的体育明星簇拥着我。他说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我应该把那些照片挂在我房间里，放在我的床前，让它们激励我、时刻提醒我自己有多么“了不起”。 

我尽量接受这种方法，但我心中知道，不管我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仍然相信我自己，并不觉得我需要靠别人或别的东西来提醒我有多么“了不起”。我知道我能把球打好，我相信自己的能力，但我知道很多时候这种能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而这才是让我烦恼的事。那种感觉就像你有一把威力巨大的枪，却发现里面没有装子弹。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百分之六七十的时候能把球打好，根本不在乎其他时候是否有这种状态。然而现在的情况是，我有时会百分之七十的时候不在状态中，这种现象当然不好。我并不是在寻找完美，我只是在寻找稳定发挥。稳定发挥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不现实的目标，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刚刚转为职业球手时在布莱克本取得的连续胜利。发挥稳定是我当时的成名标志之一。 

我不知从何时开始失去了这种稳定性。我认为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是我的战术有了提高，有时候不再信赖自己的本能，而是开始运用各种战术。最让我感到灰心丧气的，是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以前常常能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弯腰把球打进球袋，从中得到快乐。实际上，让我感到灰心丧气的不是过去的这种记忆，而是我近来无法再做到这一点。 

我和皮特会在比赛前和比赛后讨论比赛的过程。他对给我这样的人进行治疗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什么都愿意尝试。他可以看得出来，我对自己所作的事非常执著，如果我说我想尝试某样东西，那我一定会试的。我们两个人都从这次治疗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每隔两个星期去一次他所居住的布赖顿，在那里打高尔夫。我们尝试各种办法，其中一些如果我当着任何人的面做的话一定会显得非常可笑，但我在他面前却没有感到丝毫的拘束。我们会常常采用视觉和听觉的东西来净化心灵。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所做的其实是以佛教教义为依据的某种沉思。它要求你心静如水，要求你将一切集中在自己身上。如果我球打得好，我的精神就会比较集中；但如果我球打得不好，我的注意力就会下降。这当然有点像鸡和鸡蛋的关系：也许我是因为注意力不够集中才打得不好，而不是因为打得不好才注意力不够集中。我当然知道我在和德鲁?亨利比赛时无法集中注意力，但在去年世界赛上与傅家俊比赛时，我竭尽全力来集中注意力，却仍然在那场比赛中感到非常糟糕，并且希望自己当时根本不在场。  

人们认为至少我打出的那个一百四十七分能让我兴奋起来，但是没有，真的。我感到糟糕透顶，不敢相信球在一个个地滚进球袋。那是一个完美的一百四十七分，没有一个球是侥幸打中的；可我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却感到非常糟糕。唯一的安慰——而且也应该是一个安慰——是我这次来谢菲尔德参加世锦赛时，没有让自己第一轮就遭淘汰（此处翻译有误，罗尼在第一轮就被淘汰。这是谁翻译的，真够呛!——撒注），没有让自己口袋里仅仅装着一万英镑就离开。我至少可以带着二十万英镑离开谢菲尔德，也就是说，即使我在第一轮就遭淘汰，我也会成为这一届世锦赛上赢得奖金仅次于冠军的选手。 

但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我一定愿意用这一百四十七分去换一场胜利。当我第二天独自坐在那里回想比赛过程时，我意识到我对自己非常失望，但现在已经无济于事。你只能安慰自己，等待十二个月后再重新开始。不过一百四十七分给我带来的奖金的确让这打击变轻了许多。我想，太棒了，这笔钱至少够我买几处房产；所以钱可以让你做成一些事情，但仅此而已。我真得非常恼火，而且我对此的反应也是最糟糕的极端——我开始重新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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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在获得爱尔兰大师赛冠军之后就重新开始酗酒。我从爱尔兰去了曼彻斯特，和几个朋友住在一起，结果天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我知道自己即将要参加世锦赛，知道那对我多么重要，但我就是无法控制自己。伏特加、加了柠檬水的威士忌、啤酒——可以说我基本上就靠这些在过日子。我刚刚赢得两项赛事的冠军，所以我愚蠢的认为我的成绩已经无法再提高，于是便自以为是地认为我已经戒毒成功。皮特?科恩开始帮助我正确地看待自己——也许我对自己的看法太过乐观，不再把自己看作瘾君子。他说我已经恢复了正常，并且说如果我想喝上一杯，我完全可以。我这个人很容易受别人影响，于是我对他的话信以为真。 

从那一刻起，我又开始自暴自弃。我不是酒鬼，所以偶尔喝上一杯也不必担心，可我从来没有能做到只喝几杯啤酒。我错误地认为一切已经发生了变化，结果很快就发现，事情并没有发生变化：几杯啤酒下肚后，我还想再喝几杯，然后又是再喝几杯，就这样下去，直到我喝得酩酊大醉。 

我会一连豪饮十个小时，从下午五点钟一只喝到凌晨三点，然后起床，让酒劲过去，到了傍晚再重新开始。我会去健身房待上半个小时，心中还在想：如果我喝酒，至少我可以通过训练让酒劲过去。只要我能保持状态，我去谢菲尔德时至少就不会显得像是刚从街上喝完酒回来。 

于是，我在去谢菲尔德之前，整整一个星期滴酒未沾，并且重新让头脑保持清醒。这是一种近乎疯狂的临时办法。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我不赞同皮特所说的一切——当然不赞同他说我可以适量喝酒——他所说的许多话都对我产生了正面的影响，我只是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在一连赢得两项赛事的冠军后，我没有回契格威尔，我首先想到的是：太好了，我又恢复了正常水平，所以我要去找那些知道如何按我的方式庆祝的人，和他们一起欢庆。接着，到了第二天，我不是去认真对待我该做的事，而是感到心情异常沮丧。 

我并不是说这就是我在谢菲尔德失利的原因，输球是没有办法的事。我的这种状态在世锦赛之后没有任何变化。对于我来说，只要我自己的比赛一结束，我就不愿意看电视上的直播。最糟糕的事莫过于某项赛事还没有结束，而你已经被淘汰，只能听着周围每个人在议论赛况。我在谢菲尔德待了三天。我会去克鲁斯堡剧院喝两杯酒，然后再去附近的酒吧，或者请我所有的朋友去我的旅馆继续喝酒。我还算有点节制，没有当着所有其他球手的面丢脸。
实际上，我只是想避开他们。即使在我状态最好的时候，我和大多数球手在一起时也感到不自在。我去斯诺克比赛现场完全是为了打比赛，只要我在比赛过程中能全神贯注，我就能获胜。但是，我不会仅仅为了和大家打招呼就去比赛现场，因为我和他们大多数人的相同之处太少。 

我在谢菲尔德逗留了几天后，回伦敦住了几天，然后又去曼彻斯特待了几天。接着，一切开始变糟。我重新开始酗酒，整整六个星期毫无节制。没过多久，我重新开始感到抑郁，心中暗想：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于是，我决定重新回到戒毒所的教室里，将一切重新调整好。 

尽管我在自暴自弃，我却一直没有重返戒毒所。我为自己以这种状态重新回到那里而感到羞愧。我都几个星期认为自己不必去那里：我完全能控制住自己的酒量，只是和朋友们开开心罢了。皮特说我的意志非常坚强，能够管好自己。不过，他也说我的意志还不够坚强，还没有能意识到喝酒其实对我没有任何好处。不管他的这些话是出于什么样的好意，我认为他高估了我的毅力。不管我对他说过什么，他始终认为我可以整夜喝酒但第二天早晨起来时一定反问自己是否真的希望过这种生活。不，我真不是他眼中的那种人。我只要一喝酒，就会一直喝下去。我从来就缺乏自我约束，绝对不是那种能坐在社交聚会当中细细品味几杯酒的人。我试过控制自己的酒量，试过控制自己晚上少外出，但我就是无法做到。 

因此，我意识到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回到戒毒中心。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戒酒四个月了——这是我生平第二次戒酒有这么长的时间。我知道大家以前已经听我说过类似的话，但我希望这次真的能有所改变，而且我希望我这次能够坚持下去。更重要的是，我这次还戒掉了抽烟。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做到这一点，可我现在不靠大麻照样可以生活得好好的。 

过去四个月里，我一直在进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并且真的从中得到了乐趣。实际上，这是非常必要的。体能训练不仅能给你带来你所需要的天然药物，而且能帮你消磨时光—，当你不再摧毁自己的身体时，你会发现手头有大量的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将它打发。这么多时间让你沉浸在自己的情感中，而这对我来说可能会有些危险。有些人可以坐下来、放松自己、并且想“我多么安详，这世界是不是个奇妙的地方？”，但我不属于这类人。我得有事做，我得惩罚我自己，要么让自己体验高强度的身体锻炼，要么去某个新兵营待上两个月，但那种生活对我的确有吸引力，因为那是一种靠毅力熬过去的生活。我需要用某种方式自己惩罚自己。也许这种需要很病态，可我必须接受它，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说实话 ，我喜欢目前这种状态中的我。 

自从我回到戒毒中心后，那里的人一直在帮助我。我每次参加两三个座谈会。也许每周三次座谈会令人感到不安。对我来说，每周参加三次座谈会能使我保持头脑冷静，能让我想到自己以前的状态以及我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因为我看到了那些刚刚饮酒作乐回来的人。那能让我想到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现在不会再怀念酒和毒品，只会想到自己上一次的惨样：独自一人痛苦地坐在谢菲尔德。我非常抑郁，不愿意和任何人在一起，而且任何人也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幸运的是，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必须做出选择的地步：要么继续这样毁掉自己，和那些我吩咐什么就做什么的人整天待在家里；要么回到戒毒中心的教室里，重新恢复内心的平衡。我意识到，当我参加这些座谈会时，我感到心平气和、和自己融为一体的时刻更多。我尝试过各种办法，但这种办法对我最有效。 

所以，对我来说，这是大起大落的一年，但又不会像前一年那样大起大落。尽管我为自己无法持之以恒而感到恼火，我仍然获得了三项冠军。
这本书对我来说真是太好了。许多读过它的人都说他们能理解我，能理解我的痛苦。我父亲对它爱不释手，说他一口气把它看完，说今天下午还要把它再看一遍。他说这是他读过的最好的书之一，还说他这样做并不因为我是他的儿子。对他的这番话我不敢肯定。也许父亲读过的书太少。他说他读过约翰?麦肯罗的自传，认为我有点像麦肯罗。“你的斯诺克战绩好的时候，你的心情就好”，他说，“你的斯诺克战绩不好时，你的情绪就会低落。”麦肯罗显然在输球时也不愿意和人交流；他非常喜欢练球，但他赶到网球场上时会想：“哦，我不喜欢这场比赛，”这也正是我很多时候的感觉——喜欢练球、喜欢调整心态，然后再发现这一切其实让人很失望。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这一切结束得太快，也许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期望值过高，结果阻止了我们去享受实际比赛的乐趣。或者，也许是因为我在不停地告诉自己必须获胜，所以没有时间来享受比赛。 

这本书也引起了一些争议。马克?威廉姆斯对报界说，他为自己在书中被描写成那样而感到愤怒，并且说我是个白痴。同样，斯蒂芬?亨德利也非常恼火。他们俩都已经很久没有和我说过话了。说来也怪，我觉得自己在书中对他们俩还算非常客气。不错，我对他们俩实话实说，但我从来没有打算攻击他们。如果他们仔细读一读，一定会看到许多对他们的赞美之辞。我已经到了人生一个很高的阶段，已经不再为其他人在斯诺克球台上的杰出表现而感到难受或感到受伤害。我对我自己很满意，所以我不会去寻找与我无关的东西来让自己高兴，更不会靠其他球手表现失常来让自己高兴。尽管我在前面说过我不喜欢看自己被淘汰出局的某项赛事，我今年却真的看了世界锦标赛的决赛。如果换了四年前，我是绝对做不到的，但我今年观看了威廉姆斯和达赫蒂在决赛中的表现，我认为那是我所看过得最漂亮的台球比赛，特别是他们俩在承受着那么大的压力，威廉姆斯又领先那么多。我承认我希望能看到达赫蒂获胜，不过我在此还是得向马克表示祝贺。他也许是当今世界上最出色的斯诺克球手。从私交的角度来说，我们也许相处得并不好，不过我们都已经长大，而且都恬不知耻（我不知道罗尼原话是怎么说的……被翻译成这样？——撒注），足以能应付这种局面，所以我在这里祝他好运。 

我在过去三四年中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我希望这个旅程能够继续下去，也希望斯诺克能够继续成为这个旅程的一部分，因为我的确喜欢这项运动，喜欢与人竞争。但是，我的生活中也应该有许多其他东西。我目前的计划是将今后十年用来打斯诺克，可这仅仅是今天的想法，也许我明天就会放弃斯诺克，改为高尔夫或者干脆经商。我的那些商店生意非常好，我在伦敦索霍区中心的老康普顿街所开的“女人万岁”高档内衣店的情况也让我非常满意。我估计如果我从此什么都不想干，也完全可以做到，可我恐怕永远闲不下来。我需要让我自己保持活力。我正试图一步一步慢慢来，而我目前最首要的就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幸福是我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寻找到幸福。我现在过得非常愉快——去健身房锻炼，搞一点社交活动，练球，去参加一些小型座谈会——这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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